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很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就是这江水。 

北京二环附近的工人体育场如今已经被装上了围挡,经历着日夜翻修。记得上一次在这里,还是看罗大佑的演唱会。我曾经两度采访罗大佑,记得有次在采访后,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有没有一首歌曾经让你泪流满面? 

他的问题把我的记忆拉回了90年代。 

90年代初 

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里,还在上小学的我被玻璃橱柜中的一盘磁带所吸引,那是一盘深蓝色的磁带,封面上印着三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孩,我很好奇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于是掏出兜里仅有的10块钱把它买回家。回到家里,我小心翼翼地取出这盘磁带的附带文案,展开后呈现出一张小幅海报,三个站在星光下的男孩熠熠生辉,散发着与我们周边的男孩不同的气质,海报后面印着歌词。这个组合名叫小虎队,专辑名叫《星星的约会》。 

把磁带插入随身听,几秒钟的空白过后,电子音乐的声响在我耳中左右飘忽,随后的重低音频繁地敲打在我的耳膜上,心跳紧跟着音乐的节奏快了起来。“嗨,就是你,幸运的女孩,一天一个微笑给我。”直白的歌词让当年的我有些羞愧,一整张专辑听下来,周身竟有一种过了电的感觉。 

我很快在同年级中找到了同好。那时还没有“粉丝”这个概念,“歌迷”也是后来才出现的字眼儿。我们常常在课后探讨他们的音乐、歌词,三个人的着装和发型,没过多久,有些歌就在学校流传开了,有时在上广播操之前,体育老师还会放一两首。放学后,总有一些人聚在操场的一角,模仿着他们的舞蹈动作,唱着《爱我就跟我走》。几年前,我采访苏有朋的时候,他说他的童年几乎也是这样度过的,在校园和同学一起唱刘文正的歌,唱《闪亮的日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很慢。 

1991年,小虎队首次来大陆,在西安参加赈灾义演( 李云鸿 摄/视觉中国供图)

1991年9月,小虎队来到北京参加赈灾义演,我偶然间得到了一张三个人签名的明信片,那张卡纸的后面还印着《天天想我》的歌词。又过了几个月,曾经一起跳舞的同学就要转学了,为了送别,有人在班里放了一首小虎队的《不要难过》,伴随着“焰火已经烧红了夜空,晚霞还留恋着不肯走”的歌声,有同学哭了出来。那时候我们都不懂爱是什么,也不曾经历过离别和伤心,只觉得那首歌恰好迎合了我们当时的情感。

又过了几个月,有天《新闻联播》播出前,电视上插播了一段五分钟的特别节目,大概是讲小虎队要临时解散了,荧幕中的“三只小虎”各抱着一束鲜花,他们哭得很难看。那天大概是1991年的12月末。 

当我把这段故事讲给苏有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好像是他那一年听过的最好笑的事一样。苏有朋说,那些歌词,那些励志的诗,如今没人会相信了。几年后,当我再把这个故事转述给他们当年的词作者陈乐融时,他也这么说:“如果你让我写,我明天就写一首(励志的歌)给你,可是写完之后,还有谁要听?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江湖好汉写的歌,时过境迁,那些歌就堆叠在那里,越堆越多。”

就这样,1991年,我暂别了小虎队,暂别了我的初代偶像,从此开始了寻找磁带的生活。在90年代初的日子里,如果你不仔细寻找音乐,歌声或许会离你很遥远,那时候的电台只会播些新闻和戏曲,电视上放的也无非是晚会歌曲,如果真有明星出席了某个晚会,当晚一定万人瞩目,而那首歌和那个歌手,也会成为第二天人们谈论的话题。偶尔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要用笔记下来,再四处寻找,过程堪比写论文翻图书馆。 

90年代初期,北京音像专卖店的数量和今天的爱马仕专柜的数量差不多,基本云集在西单、东单和崇文门,除此以外,也有兜售各类盗版音像制品的小店,售价便宜很多。当时的西单音像大世界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来签售的歌手多,这个2000平方米的唱片店常常人满为患。2015年,西单音像大世界倒闭时,它的营业面积已经缩减到了50平方米。 

1993年1月30日,北京鼓楼南大街的声泰音像店中,一位音乐发烧友在购买音像制品( 卢北峰 摄/视觉中国供图)

我在那个贴满宣传品的高墙上,看到一个男人的巨幅海报,这是一张过度曝光的照片,上面暧昧地写着《但愿不只是朋友》。我站在那里认真看了一会儿,觉得他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似乎是不希望别人记住他的样子。逛了一会儿,我又走了回来,觉得那上面的人有些神秘,于是出手买下了这盘磁带。这个歌手名叫黎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他喜欢戴墨镜,笑起来很腼腆的样子。1992年,他和另外三个歌手,被香港媒体称为乐坛“四大天王”。 

香港音乐人許愿在一档名叫“茶餐厅”的播客,讲广东歌的历史,从谭炳文、周聪讲起,他讲了很久很久,才讲到许冠杰。他曾经为刘德华作曲,说“四大天王”已经算是很后来的事情了,他说广东话音乐从市侩一步步爬到今天的社会地位不易。 

1992年10月29日,黎明来北京开演唱会,为了搞到演唱会的门票,我父亲请人吃了顿西餐,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那个巨大的空间内,我用望远镜端详着台上,有个穿着白色蝙蝠衫的男人,努力地跑来跑去,试图和每个人打招呼。从观众的回应不难看出,父辈歌迷喜欢听他唱《明明白白我的心》《今夜你会不会来》,唱到最后,他邀请一位嘉宾上台表演,她唱了《容易受伤的女人》《一生何求》,这个女孩当时叫王靖雯,后来改了名,叫王菲。 

黎明说这个女孩也来自北京,是的,《我来自北京》是整场演唱会最吸引我的一首歌,虽然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听懂,但它让我突然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产生了一种陌生感。这首歌的词作者名叫刘卓辉,那时,他已经从香港搬到北京,筹划着大地唱片和艾敬的新专辑。他是香港流行音乐的第一批填词人,那时候他已经为Beyond乐队写过《长城》和《农民》等歌曲。 

刘卓辉回忆道,《我来自北京》讲的不只是一个移民的故事,更多的是他对世界、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得很玄。 我再次翻看着他写的歌词,“为何又困恼像个风铃,再次踏上街头方向未明,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仍然不解。刘卓辉转而说起副歌,你看这个“I II”,是不是很像“对你爱爱爱不完”,说着,刘卓辉做了一下那首歌的舞蹈手势。刘卓辉说的这位歌手就是郭富城,我在一次活动上曾与他相遇,那时他已经成为演员多年,硬朗中仍旧散发着青春。关于音乐的问题,他很少作答,特别是关于“四大天王”的事,他已经绝口不提。 

1993年8月24日,香港歌手刘德华在北京举行了首场个人演唱会。图为演唱会开始之前街头挂出的刘德华海报( 张燕辉 摄/新华社供图)

我曾在同学家看到过一盘录像带,屏幕上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四个意气风发的男人在199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合唱开场,随后,张国荣为黎明颁发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叶倩文唱《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拉二胡;刘德华唱《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伴舞;林忆莲唱《李香兰》,张学友伴唱……后来听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香港商业电台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叱咤乐坛流行榜”演唱会,这些人基本都到场了。 

整个90年代,香港乐坛几乎被“四大天王”所垄断,取代了80年代的陈百强、谭咏麟、林子祥和张国荣在香港乐坛的地位。他们的出现开启了粉丝现象,媒体也顺势造势,使他们的每一次聚首都颇有意义, 例如在2003年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纪念张国荣,在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活动上演唱《始终有你》。刘卓辉曾经为他们四个人写过不少歌,他觉得这些称号只是商业电台做的一个噱头,但是没想到竟然成为一种商业号召力,尽管每个人都说这个名头没有实质的意义,但是谁愿意轻易放弃这个称号呢? 

90年代中 

在90年代,春晚也是流行歌曲的重要推广渠道。1993年,初登春晚的邝美云和梁雁翎分别唱了《除了你还有谁》和《像雾像雨又像风》,成龙随后也跟着唱了《龙鼓喧天震四海》。当时,春晚还没有那么商业化,光顾的港台明星屈指可数。那一年,有三首来自内地的歌曲令我印象深刻,陈红和景岗山合唱的吉祥歌曲《好年头好兆头》,毛阿敏的《风》,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涛声依旧》。 

唱《涛声依旧》的人名叫毛宁,他和周艳泓、林依轮、高林生等人都是在广东成名的歌手。那时候,广州的“卜通100”和北京的“和平 house”是同等重要的音乐发源地。由陈小奇等人率领的“岭南乐派”似乎在90年代初期更胜一筹,他们先后创作了《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真的好想你》《我不想说》《爱情鸟》《小芳》《你在他乡还好吗》等热门歌曲。在陈小奇的回忆中,处于香港和北京的南北夹攻之下,广东流行音乐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成为流行歌曲制作和生产的重要基地。

林依伦《爱情鸟》专辑封面 

在1993年以前,流行音乐在内地还叫通俗歌曲,有点被边缘化的意思,随着一股股风潮的涌入、磁带的热销,内地也随着港台地区将其更名为流行音乐了。这也要归功于北京音乐台主办的节目《中歌榜》。这个节目诞生于该年的5月9日,主持人张勤和张文祚带着一点播音腔朗读着每周评选上榜的歌曲,并发布推荐新歌。 

在第一年的“十大歌曲”榜单里,出现过这么几首歌,例如杨钰莹的《我不想说》、那英的《雾里看花》、韩磊的《走四方》、张楚的《姐姐》、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甘萍的《大哥你好吗》、刘欢的《千万次的问》等。这一年北京的摇滚乐崭露头角,但真正统领内地音乐市场的歌曲大多来自广东。 

这份榜单还透露着一个线索,电视剧也曾是推广音乐的重要手段。 《千万次的问》来自《北京人在纽约》,《我不想说》是《外来妹》的主题曲。在90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出自电视剧的名歌比比皆是,《好人一生平安》《千年等一回》《潇洒走一回》《问情》等等。在一众歌手中,毛阿敏好像是电视剧主题曲的专业户,从《渴望》唱到《我爱我家》;从《篱笆、女人和狗》唱到《隋唐演义》。 

小柯是从校园民谣时期走出来的歌手。90年代末,他为《将爱情进行到底》制作了电视剧的原声,那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部青春偶像剧,也曾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它描绘了一个90年代的都市爱情故事,爱情、梦想,掺杂着现实和无奈。在主题曲中,小柯写下了这样一段歌词:“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依然还是年少无知的感伤。” 

《将爱情进行到底》剧照 

电影中的歌曲也不乏经典,例如卢冠廷在《大话西游》片尾所唱的《一生所爱》,张学友在《东成西就》中唱的《我爱你》,《霸王别姬》中除了《潇洒走一回》,还能听到《当爱已成往事》,张杨导演的电影《爱情麻辣烫》中更是收录了十余首滚石唱片的热门曲目。 

当说到电影《古惑仔》时,刘卓辉一直不解,20多年前,他和陈光荣、許愿一同为《古惑仔》电影写音乐,“当年没有引进的限制级电影,竟然有那么多的观众”。刘卓辉说,陈光荣丢给他一段音乐,又在电话中简单讲述了电影的梗概,坐在北京西单华威公寓楼里的刘卓辉,看着北京的街景,只想从黑社会的故事中提炼出兄弟情谊,于是动笔写下“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刘卓辉笑着说:“如果没有这部电影,这歌词在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励志的。” 

《古惑仔》剧照 

卡拉OK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日本传入广州,MV中的画面全换成了泳装阿姨,一度以为这是正版,直到KTV、练歌房成了连锁店,才见识到真正的音乐录影。MV里的男人女人都有些夸张,他们大多看起来像是痴男怨女,忧郁、倦怠,眉头紧锁,借酒消愁,以烟解忧,短暂的5分钟视频不追求故事和戏剧冲突,单以视觉冲击完成对歌曲的解读。邝盛在当年是炙手可热的音乐录影导演,但凡有点名气的歌手都被他拍过。印象深刻的几部MV,例如张楚的《姐姐》、老狼的《恋恋风尘》大多出自盛志民、施润玖、张杨之手,他们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摇滚乐、独立话剧有些渊源,张元以拍摄崔健为主,影片和构图很像电影。 

MV在大陆火起来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这种使歌曲具有观赏性的媒介,终于找到了适合它的发布平台——MTV和Channel V(又称卫视音乐台)。柯蓝是在1994年进入卫视音乐台的,那时候台里有6位来自港台地区和内地的主持人。在她对本刊的回忆中说,从1996年开始,每年的颁奖典礼都像一场盛会,作为华语音乐人为数不多的沟通桥梁,每个成名成腕的歌手都会抓住机会,把自己塞入这场派对里。柯蓝说:“当年的音乐人好像都有一种情怀,那种情怀无论在流行歌手还是摇滚歌手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写自己的生活,写身处的社会,所有的情绪都会变成真挚的作品。”

90年代末 

1996年,首体也举办了一场纪念流行音乐十年的颁奖典礼,官方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作为大陆流行音乐的起点,到场的歌手有四五十人,每个人都唱了一首歌,随后拿奖下台。中国歌坛十年回顾时,这个履历被很多歌手加载到他们的简历中。何勇在这场演出中掀起了小波澜。在那场演出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艾敬,她戴着毛线帽,抱着吉他走上台,好像唱了一首《我的1997》。她唱歌的样子和其他歌手不同,听起来很自由。很多年后当我再问到已经成为艺术家的艾敬那场演出时,她表示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在90年代后期,《中歌榜》的曲目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朱桦、李慧珍等人上榜,冯晓泉的《壮志飞扬》和江涛的《愚公移山》都是为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写。当时的华语创作,从大时代、大情感,突然转入小情绪,于是诞生了一批“小男人”“小女人”情歌。姚谦的歌词悲情,却也写实,他描写感伤,却也恰好折射出时代的痛与乐,从“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到“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不舍得这样放弃”,精准地描写出当代爱情的只言片语。他说:“在90年代后期,苦情歌变得越来越多了。”他大概指的是姚若龙,如《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想我是海》《解脱》等,但是看姚谦在同时期所创作的《今生最痛的歌》《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如此。 

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专辑封面 

郑洋是《中歌榜》的第二代主持人,她和伍洲彤搭档。“那时候这个榜单只做内地音乐。”她说,“为的是扶持本土音乐,等港台音乐上榜,已经是2003年之后的事了。”郑洋喜欢校园民谣,喜欢刘文正、罗大佑,喜欢有一点摇滚腔调,有态度的音乐;她喜欢齐豫、李泰祥合作的古典与民谣的融合作品;她喜欢李格弟的歌词,《男孩看见野玫瑰》《痛并快乐着》等。 

1997年时,刚刚毕业的郑洋入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候她已经决定要做一档为年轻人服务的音乐节目。她给这个节目起名为《校园民谣》,她说:“虽然在1993年的时候,北京已经涌现出一批歌手,但是我想那是一个人文的起点,就像台湾早期的校园民谣运动一样,是一个基石,也正由此,之后的罗大佑、李宗盛、张雨生,台湾滚石的一批歌手才能被大家所认识。”

1997年,做一档音乐节目是有一点神圣的。郑洋会用两天的时间写稿子,盲播数遍,在直播当天,她会在2点钟准时来到广播电台的办公室,像演员一样,酝酿情绪。她想让自己沉浸在一种唯美和浪漫的氛围中,她觉得那些缘起于高校的音乐,散发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是一代人的精神家园。 

晚11点,节目开播,坐在直播间里的郑洋推起音量。照例,老狼的《来自我心》前奏响起,那是她固定的开场,随后是一句独白:“如果说生命是一个从孕育生长再到成熟的过程,那么校园里的日子就是成长,让我们记住生命行程中这一段最难忘的岁月,记住我们做过的梦和唱过的歌。”从大陆和台湾早期的校园民谣,逐渐到滚石的经典唱片,再到许巍、朴树、老狼等歌手,这个节目似乎在音乐中找到了一种听觉的脉络。 

朴树《我去2000》专辑封面 

郑洋第一次认识音乐的能量,是在介绍了早期“优客李林”那些歌曲后,她在麦克风前说,我这里有几张林志炫签名的照片,如果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写信来,抽取幸运观众。几天后,郑洋从邮局收到了三麻袋的信,独自扛到了18楼的办公室。她解开厚重的邮包,试图一一将它们打开,她知道那些麻袋装满的是每个人的内心独白,每一封信都很厚,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再一次,是1999年,《校园民谣》开播100期,郑洋在海淀的颐和体育广场组织了一场小型演唱会,预期500位听众,结果引来了2000多人,他们冲破了体育馆的大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那一天朴树、叶蓓、老狼、小柯、高晓松、沈庆、水木年华、韩红等歌手都到场了,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炫目的灯光,在那个现场,所有人听到的是真诚的歌声。 

1999年,港台地区和内地的很多歌手都想在世纪末前发一张唱片,不知是想纪念一下世纪的终结,还是想要迎接新世纪的开启。 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站在卧室的窗前,打开窗户,一股寒风钻了进来,紧跟着传进来的是街道上人群的欢呼声。我从柜子里取出一盘崔健的磁带,按下播放键,耳机里放出《时代的晚上》。 

初闻不识歌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罗大佑,你的问题,我该如何回答。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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