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汇文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口琴队在北京市很出名。因为教授音乐课的季恒老师是位当时颇有些名气的口琴演奏家,名师出高徒,能够进入口琴队的同学,自然个个身手不凡。

      我刚读初一,口琴队到各班选人,在我们班选中了我和小袁两人。我只去了两次,未再坚持。一是对口琴我并不大喜欢,二是需要每个人买一把口琴,我家那时拮据,我不忍心张口要钱。小袁和我不一样,他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资本家,虽然经过公私合营,买卖归了公,但落魄的凤凰还是比鸡大,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前门外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里,生活还是过得有声有色,一把口琴,算不了什么。

      我和口琴队失之交臂,但和小袁一直是朋友。我们两人从初中到高中,都在同一个班里。那时,每年班上组织的新年联欢会上,小袁的口琴独奏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看到他吹奏的技艺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很为他高兴,也多少为自己没能坚持而有些小小的失落。特别是在高二那一年,看到他已经在口琴队荣升到领奏和独奏的位置,这种失落的感觉就更浓些。

 

 

      那一年,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其中包括一年一度的全校文艺汇演,其中必然得有口琴队的节目,他们在北京市的文艺演出中夺得过金奖,是学校的骄傲。我们学校和邻校慕贞中学的口琴队联手排练。汇文是男校,慕贞是女校,女生一色的蓝裙子白衬衣,站在舞台上,清风清水的,再加上口琴声此起彼伏,更有风生水起感。站在台下望着慕贞中学女生身旁的小袁双手握住口琴得意的样子,心想,如果当初自己也像他一样坚持,现在不也可以一样站在漂亮的女生身边了吗?

      高三毕业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和小袁——那时候我们同学管他叫大袁了——一起热热闹闹到湖南韶山、江西井冈山串联回来,整天无所事事。有时候,他会到我家找我,我也会到他家找他。在他家的时候,他会拿出口琴吹奏几支小曲,都是捡我能听得懂的外国民歌的曲子,《鸽子》呀,《红河谷》之类的。

      只要口琴声一响,他的母亲便会走过来,悄声细语地对他说:小心点儿!留神隔墙有耳!他父亲有先见之明,早早就把资产全部交公了,虽然顶着一个资本家的虚名,但不拿一分钱的利息,所以算不得剥削,红八月流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他家得以幸免。但他父亲的弟妹都在美国,算是有海外关系,还是像有无形的阴云压在头顶,让他的父母尤其小心翼翼。

      以后,大袁就只吹奏当时流行的歌曲,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呀,《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呀,以及《八角楼的灯光》之类的。有一次,他为我吹奏了一支曲子,挺好听的,和当时听惯的语录歌、进行曲不一样,抒情味道很浓。我觉得很新鲜,便问是什么曲子。他告诉我叫《北京颂歌》,是刚刚找到的一首新歌,旋律挺好听的。看我感兴趣,他就从抽屉里找来他抄的这首歌,我一看有曲谱还有歌词,曲是田光、傅晶作的,词是田源作的。我抄下了歌词,每当他吹奏这支曲子的时候,我就跟着唱。五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至今我记忆犹新,还能背得下来歌词:“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后来,我和大袁一起到北大荒插队,队上只要一演节目,我和大袁必然还要联袂演出这首《北京颂歌》,我唱,他口琴伴奏。

      他把他心爱的口琴带到了北大荒。但是,他在北大荒吹奏的可不是自带的那一把。这件事,几乎所有同乘一个车皮去北大荒的同学都清楚。因为,那是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情。只是大家不清楚,这件事,几乎改变了大袁一生的命运轨迹。大袁和口琴的故事,这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我们是1968年7月20日乘上午10点38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到北大荒的。那一天,阳光格外灿烂,没心没肺地照耀在我们青春洋溢的脸庞上。火车快要驶动的时候,一位女同学泥鳅钻沙般挤过拥挤的送行人群,跑到车厢前,寻找到大袁,从车窗里递给大袁用一条花手绢包裹的东西。他们没有来得及说几句话,火车就已经驶动,缓缓地驶出了月台。我看见大袁将半拉身子探出窗外,使劲儿挥动着手臂,大声叫喊着她的名字。起初,我还能看见她跟着列车在跑,后来,车头喷吐出白烟,遮挡住了她的身影。火车越开越快,北京火车站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个场景,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和她修长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们这同一车皮的同学的记忆里。

 

 

      这是一幅伤感的画面。生死离别中的离别一幕在大袁的青春时节上演,内心再有苦痛的一面,也有美好的向往一面。一时间,大袁抱着那件用手绢包裹的东西,很久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看着北京城渐行渐远。

      火车刚开过丰台,同学们便再也忍不住好奇,再也不管大袁的心情了,让大袁赶紧打开手绢,看看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把口琴。就是以后在北大荒的日子里,大袁为我伴奏用的那把口琴。

      以后的日子里,大袁告诉我,这是一把有名的口琴,是德国造的和莱牌口琴。以前,只看见过季恒老师用过这牌子的琴。我不懂口琴,但我看得出,大袁很珍爱这把口琴,每一次用完之后,都会把口琴擦干净,放进琴盒,再用那条花手绢包好。我知道,礼物的意义不在于本身,在于送礼物的那个人。更何况,我们一直在一所男校里生活了八年时间,度过了整个青春期,难得有接触女生的机会。这是大袁第一次收到女生的礼物。那时候,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女生的礼物,心里颇有些羡慕嫉妒恨呢。

 

 

      我对大袁不满,还在于他居然有了女朋友,却从来没有对我透露一点儿信息,不大够朋友。他忙向我解释:就是在学校口琴队和慕贞中学的口琴队联合排练的时候认识的,没有见过几面,“文化大革命”中偶然碰上了,就又联系上了。就这么简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她会送自己一把口琴,而且是一把名琴。我心里酸酸的,对他说:我要求不高,不奢望什么名琴,只要有人送我一条手绢就够了!

      那时候,我们都特别爱写信,一写还很长。像莎士比亚剧中的那些长长的独白,我们愿意在信中抒情,将那时自以为是的膨胀的激情,化作滚烫而更加膨胀的语言,编织成一天云锦似的内心独白,抒发给朋友听。我没有女朋友,就在信中诉说给在全国各地插队的同学听。大袁有,便将心里话说给送他和莱牌口琴的女朋友听。我知道,这是我和大袁最大的区别,我的心里是一片萋萋荒草的荒原,他的心里却已经是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每一次,在队上联欢会上唱那首《北京颂歌》的时候,我是真的唱给北京的;大袁的口琴声则是送给北京的那个她的,每一音符饱含实实在在的情意,绵绵长长,让整首曲子显得格外情深谊长,抒情的味道那样浓,浓得感动了我,更感动了他自己。

      分别,会让思念加深。距离,会使感情加深。而青春时的幻想作用,更会让这种思念和感情诗化。在彼此的心里,这种思念和感情像一幅画,美得一塌糊涂。但在现实面前,却是那样不堪一击,瞬间就可以将这一幅画撕得粉碎。

 

 

      我和大袁到北大荒第三个年头才获得了一次探亲假,回到北京的时候,是这位女同学到北京火车站接的他,我顺便沾了一点儿光,和大袁一起到她家吃了一顿饭。记得是冬天,吃的是涮锅子。我吃得津津有味,满头大汗,没有看出一幅美好的画即将被撕碎的端倪。她家住得挺宽敞的。看屋里的摆设,虽然没有大袁家那些红木家具,却也比一般家庭要富裕。她的父亲是八级(顶级)钳工,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个大工匠。她的母亲很热情,频频为我们两人布菜,还特意为我们每人倒了一小盅二锅头。

      那一年,大袁和她特意邀上我,爬了一次香山。那时,我们插队的插友只要回到北京,都特别爱去香山。我一直弄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大家对香山如此情有独钟。或许是对比城里的公园,香山比较清静,而且有山可爬,可以爬上鬼见愁,一览众山小,比较符合那时我们膨胀的激情吧。

      那天,赶上大雪过后,香山踏雪,成了大袁暂短一瞬爱情最后流连的记忆。大袁特意叫上我,并不是为了让我给他当灯泡,而是真心的朋友之邀,同时,也为了让我给他的爱情作见证。他特意借来一架海鸥牌相机,为的是让我给他俩照几张相。他也带来了那把和莱牌口琴,说是一起爬到鬼见愁,吹一支曲子给我们听。但是,从眼镜湖爬到玉华山庄的时候,我就不跟着他们再往上面爬了。看着他们在我前面说说笑笑甜甜蜜蜜的样子,我心里空落落的,有些酸楚。我有点儿小心眼儿,心想爬上鬼见愁,大袁吹奏的口琴是为给她听的。高山流水,加上皑皑白雪,我就别再作多余的陪衬了。

      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后悔,没有陪他们两人爬上鬼见愁,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爬上鬼见愁,也是最后一次。更重要的,是大袁用她送给他的那把和莱牌口琴第一次为她吹奏。我怎么也应该为他们俩拍张照片做个纪念才好。

 

 

      一年之后,我和大袁再一次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没有人到北京站接我们。大袁和她短命的爱情之旅到站了。原因很简单,她家因为了解到大袁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坚决不同意两人继续交往。这在那个年代里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应该料到的事情。只是大袁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想到由一把和莱牌口琴描绘出的一幅爱情的画,是那么的美好,没有想到画外的风,会是残酷无情的。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大袁回北京的时候,她正在筹办婚礼,家里为她找的对象是位还在服役的军官。婚礼准备在春节举行,我对大袁说: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是不是应该送点儿礼物,去看看她?大袁望望我,不置可否。不过,他没有去她家,而是在春节前自己一个人回北大荒了。本来说好的,我们俩在北京过完春节一起回北大荒。

      过去的很多事情像夏天的雨,来得快,雨过地皮湿,干得也快。唯独爱情的回忆,对于大袁却总还是那一幅画,并没有被风撕碎,还悬挂在他的心头。这我也理解,毕竟是大袁的初恋。

      一晃五十来年过去了。去年秋天,大袁微信联系我,他准备在今年春节前回北京。他父母早不在了,但他的两个姐姐还在,年龄都往八十上奔,好多年没有回北京过年了,他回来看看她们。我自以为是地觉得,这话里有他的弦外之音,他也是想看看她吧。八十年代初,大袁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曾经陷他于爱情泥沼深不可拔的海外关系,在这一刻帮助了他。他出去读的数学,从本科读到博士,留校当教授,一直到前不久彻底退休。

 

 

      大袁已经成了老袁。但我知道,他吹口琴的爱好始终没变。这个爱好带来美好,也带给他苦楚,别人不清楚,我是清楚的。他和我通微信告知他要回来,让我帮助他找家好一点的饭店,邀请朋友们聚聚的时候,我用微信语音对他开玩笑说:放心吧,我忘不了把她也叫上,你别忘了带上你那把和莱牌口琴,聚会时候得给我们吹吹那次你们俩爬上鬼见愁时候吹的曲子。我到现在还没听过呢。他笑笑,没有接我的话茬儿。

      大袁是元旦过后回到北京的。世事茫茫难自料,她已经在元旦的前两天就离开了人世。她晕倒在地上,被送往医院抢救,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不到两个月就走了。我到机场接了大袁,但是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

      聚会那一天,几个当年一起到北大荒的同学都来了。但是,她来不了了。我怕大袁没有见到她,会问起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不过,整个聚会的觥筹交错之中,大袁没有提一句有关她的话语,免去了我的顾虑。或许,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他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再提起。

      终于,大家起哄,让我唱那首当年在队上经常唱的《北京颂歌》,让大袁吹口琴为我伴奏。大袁站起身来说:对不住了,得让老肖自己一个人干唱了,我没有带口琴,也不吹口琴了。

 

 

      老袁这话不实。快过节了,因为想给他和他的姐姐拜个早年,前几天我去他家看他——他家还住在前门外那个小四合院里,如今这个四合院已经价值连城——刚进小院,就听见口琴声。这曲子,我没有听他吹过,有些哀婉,颤音很多,如丝似缕。我站在院子里,静静地听他吹奏完毕,才走进他的房间。他已经把口琴收好,没有留下一点儿“作案”的痕迹。我没有跟他提我听到他吹琴的事,但猜想得到,他一定已经知道她病故的消息了。如果我没猜错,他吹的一定是那次爬上香山鬼见愁吹的曲子。而且,用的一定是那把和莱牌口琴。

      我想起奥兹写的一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也爱吹口琴。奥兹借人物说过这样一句话:“优美的旋律,令人心碎,让人想起人与人之间依然有些短暂情感的日子。”恍惚中,觉得这句话就是写给老袁的。

 

来源:朝花时文

(本文刊于2019年2月17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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