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经历:走出阴影(作者:曼曼)
写于2017年初秋 (初稿 )
目录:
走出阴影 ~ ~ ~ 引子
(1) 文革的爆发
(2) 文革的批斗与武斗
(3) 文革的专政与下放
(4) 下放的第一天
(5) 贫穷的房东一家
(6) 乡村的学校
(7) 新盖的泥草房
(8) 父亲被遣送下乡
(9) 母亲生病住院
(10)父爱的痛苦
(11) 病痛与心痛的父亲
(12)父亲投医被拒
(13)父亲查医书 自我诊断
(14)父亲的最后诊断
(15)父亲的最后日子里
(16)父亲带着遗憾走了
(17)为父亲送行
(18)母亲的初次上访
(19)家庭信贷社
(20)二次落实政策
(21)母亲告别邻里
(22)知青点的日子
(23) 十年浩劫告终
走出阴影 ~ ~ ~ 结束语
文革经历:走出阴影(作者:曼曼)
走出阴影 --- 引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寒冷的冬季,父亲带着全家从哈尔滨搬到这个古老的海滨城市,正是新年伊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办年货准备过大年。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我,悄悄的来到了这个世界 ......
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城市,公元911-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汉俘建锦州”,锦州之名始于此时。城市被连绵起伏的山脉所环绕,山与山之间的出口处就是渤海湾,大小河流纵横交错经过城市流向大海。这座山清水秀的城市有建于辽代的千年古塔,据说是镇城的一座宝塔;有渤海湾的笔架山,传说是盘古开天的地方,山岛环境优美,其神奇之处是山岛与海岸之间有一条长为1620米的神路,每当涨潮时这条宽阔的大路就被海水淹没,落潮时又露出水面,这一现象属世界奇观,天下一绝;还有华夏四千年的文明积淀而成的医巫闾山,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姿态万千,象一幅恢弘博大的泼墨画卷,真可谓人间仙境,壮美瑰丽!还有北普陀山,以及辽代的皇家寺院奉国寺等等。
这个城市又是地处辽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有名的军事重镇,自古就有“山海要冲,边关锁匙”之称。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也就决定了交通的重要性,贯穿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大动脉就从这里经过,负责这条钢铁大动脉的正是锦州铁路局。
锦州火车站始建于1899年9月25日,三十六年后的1935年,正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期,兴建了大片的日式建筑群:有铁路局雄伟的办公大楼,有学校,医院,电影院,舞厅,家属住宅,体育馆等等。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封闭的小城市,被当地人称为“铁路独立王国”。
(图片来自网络)上图:始建于1899年的锦州火车站 / 下图:原锦州铁路局大楼 / 始建于1935年的东北总局驻锦办事处,是在伪满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所建
1945年,二战结束后,锦州第一次解放。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被称为锦州第二次解放,并成立了锦州铁路局。
我小时候的家就住在铁路局的东南侧,每天从铁路局的大楼前面走过,再经过铁路医院门诊部的大院就到了我上学的小学校,最多也就是步行十分钟的路程。
我家的前面是铁路公安处,公安处的对面是市体育场。体育场很大,每年到冬天的时候都会浇成滑冰场。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一下班,母亲就帮我在家里把溜冰鞋穿好,父亲背着我到冰场,教我滑冰。我学得很快,七、八岁的时候可以就跟在父亲的身后,一圈又一圈的滑冰。父亲滑冰的姿势真是太帅啦,有时甩开双臂快速的奔跑着滑,我也会效仿,可是我人小腿也短追不上父亲,就抄近路下了跑道从中间穿过去,相当于父亲滑一圈我滑半圈多一点。父亲滑累的时候,会双手背在身后悠哉悠哉的滑,我也同样背着小手紧跟在父亲的身后,我的速度滑冰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长大了一点,胆子也大了,就把两只冰鞋长长的鞋带系在一起搭在肩上,胸前一只、背后一只,自己背着冰鞋去冰场滑冰了。寒假的时候,两只冰刀就好像粘在了冰场的冰上,一玩就是一天,玩的很开心,天不黑不回家。
游泳,也是跟父亲学的。我们铁路有两个游泳池,一大一小。后建的是大的游泳池,建好开放之后,小的游泳池就只对铁路的干部职工开放了。大的是专给铁路家属的,其实就是给铁路这些孩子们用的。父亲常常带我去小游泳池教我游泳,我学会了之后就和同学小伙伴们去大游泳池游。放暑假的时候,有时一天会游两场,一场两个小时,上午一场,中午回家吃了饭,下午再游一场。那时年纪小,贪玩起来不渴、不饿、不累、不困。
冬天, 我在冰上长大;夏天,钻进水里泡大;春秋两季和玩伴们打口袋、踢毽子、跳皮筋,我可是跳皮筋的高手,蹦起来像只小燕子: 小皮球,踢三踢,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十二五六,二十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
不仅仅是玩,我们铁路图书馆设有专门儿童阅读室,大量的少儿故事都是在那里读到的,下了学就直奔图书馆,放假时常常会整天泡在那里直到闭馆。我还是图书馆的小志愿者,闭馆后,帮助擦桌子、拖地、整理书架上的书。
我们铁路的孩子们是很幸运的,生活和居住的条件及环境都很优越。而我的家,一个五口之家,也是非常温馨的:
父亲是铁道部派驻东北的水利桥梁工程师,六十年代初权力下放时留在了锦州铁路局。父亲英俊潇洒,性格开朗,幽默风趣,爱好体育和音乐;
母亲曾经是令人羡慕的白领铁路员工,搬到锦州后才辞退工作,专心照顾家人。母亲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睿智善良,永远都是和蔼的、亲切的、小声的教导我们。母亲喜欢读书,是铁路图书馆的常客,母亲还喜欢音乐、美 术、下棋、绣花;
才貌双全的哥哥在重点中学读书,是出名的好学生,王校长的得意门徒(王校长的女儿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各科 的学习成绩都非常的优秀;
淑女型的姐姐喜欢静,一有时间就读书画画,从来都是不急不燥、温文尔雅 、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我,是个十分俏皮的女孩,非常的幸运能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境优越、和谐美满的家庭,父亲不但有丰厚的薪水,生活上还享受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所以,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幸福快乐,还有爸妈哥姐的娇惯和宠爱,一起玩的小伙伴们都叫我“小公主”。
走出阴影 (一)文革的爆发
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也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灾难。
在我十岁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的恶梦也随之开始了,幸福的童年突然间嘎然而止,我的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在担心和恐惧中生活,我幼小的心灵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我在这恶梦中挣扎着,在阴影里摸索着,寻找那一丝丝的光亮 ... …
那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而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
(图片来自网络)“5.16通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首先是首都的红卫兵们纷纷走上街头,他们是全国大、中院校学生(红卫兵)运动的先躯和开拓者,他们以“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造反行动奏响了文革的序曲。
红卫兵小将们冲进了教堂,寺院,宗教道场和庙宇,打砸和毁坏古建筑以及历史文物。随着革命大串连的兴起,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被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不敢怠慢地效仿之,这场巨大的灾难便立刻席卷了全国,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城市乃至广阔农村。
当时我在小学三年级,我们集体行动去了市内的一个天主教堂。在这之前没去过那里,我们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只信仰共产主义,没接触过任何宗教。教堂不是很大,天棚却很高,很别具一格的建筑,教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我们都坐好后,主持人大声喊道:“把反动的主教压上来!” 只见两个红卫兵连推带拽的把一个五花大绑的瘦老头推到了我们前面。红卫兵慷慨激扬的宣读他手中的稿子,不时的挥舞着拳头;押老头的两个红卫兵也不时的使劲地往下按瘦老头的头并大声呵斥:“低下你的狗头,老老实实向人民认罪!” 我们也听不懂他所罗列的那些罪状,反正都是那些批判专用的语言了,最后就是喊口号,领着我们喊“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
紧接着,红卫兵就开始了抄家的革命行动。他们高举着大棒子喊着口号冲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长、老师和“牛鬼蛇神、黑五类”的家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搜查古玩字画、古今中外的名著、旧书刊等等,然后把人抓走关起来,大家轮流打,狠狠的打,有的被打死,有的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和人格的侮辱而自杀。
哥哥所在的重点中学文革也进行的如火如荼,越是优秀的教师越是被打成“牛鬼蛇神”而被批斗的体无完肤,一位女教师被红卫兵打断了腿,遍体鳞伤,最后悲惨的死去。哥哥从小胆子就小,吓得回家跟父亲讲起学校发生的事情,父亲非常的气愤,叮嘱哥哥切勿参与。父亲说:“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受重视的,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不尊重老师,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这个国家注定要落后。本来天下是太平的,可是一些庸人、 小人还有恶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可悲、可鄙、可气、可叹呀!”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类学校,连我们小学校也没放过。我们铁路小学的美女彭老师就是其中一个自杀冤死的。印象中的彭老师非常漂亮,喜欢穿西式职业裙装,每天都要换一套,用高级香水,不浓不淡的妆化的恰到好处,优雅而高贵。彭老师是我们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她是铁路小学里最优秀的老师。学生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她的学生,我哥和我姐都很幸运的做过她的学生。她讲课的方式很特别,从头至尾贯穿着幽默的语言,她的每一堂课都像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吸引住每一个学生,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根本不用提醒学生“注意了,认真听讲!”。她教出的学生各个都是好学生,考进重点中学的比率最高。她即是严师又是慈母,学生和家长都喜欢她尊重她。可以说,彭老师是该校有史以来的一位名声最好、人人爱戴的好老师。然而,运动一开始,她就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大小会批斗,剃鬼头游街,被打的伤痕累累,白天打扫卫生,晚上就关押在我们学校一楼的女教师厕所里。终于,在一个漆黑的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里,彭老师把自己的裤腰带挂在了门框上,结束了43岁她那美丽的生命。
母亲一直在观查着运动发展的趋势。我家的出身不好,父母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弟,属于“黑五类”的范畴之内,随时可能会被抄家,母亲不敢等了,也开始清理家里的“四旧”。母亲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更喜欢收藏书。母亲有很多的外国名著,中国的古典书,还是那种很老式的竖版线装的书。战争年代,东奔西跑的,母亲把这些书寄存在了齐齐哈尔的舅舅家,直到战争结束和平了才取回到自己家里。尽管父亲的工作流动性很大,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几乎每一年或两年就搬一次家,但母亲都没有丢掉一本书,母亲搬到哪里,这些书就跟着母亲到哪里。如今,母亲不敢再保留了,忍痛割爱的点燃了壁炉,挥泪焚书。整本的不易迅速燃尽,我就帮着母亲撕开,母亲再放进壁炉里烧掉。
烧完了书,开始烧过去的旧照片。母亲年轻时是摄影爱好者,有一架德国相机及全套的印象冲洗放大设备,拍好了照片全部自己冲洗放大。母亲保留了大量的照片,大的有一尺半左右,还有很多16开纸大的,多数是32开纸大的,小的就更多的数不过来了。母亲说这些都是她资产阶级生活经历的证据,不能留。可是这些照片都很好看,都是父母和他们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们,有工作照,生活照,结婚照,游玩的风光照等等。尤其是母亲那些女同学和女同事的照片,好像是电影里的美女,各个都那么美,那头型,那裙子,那时髦的大衣配的长筒靴子,正是我理想中长大后的装束,好美呀,我真的好羡慕!母亲说,年轻的时候刚毕业就在铁路工作,每个月都有一张免费的火车票,所以经常和几个单身的女同事一起去外地玩,通常是周六晚上登上火车,睡一宿觉,周日早上下车,几个女孩子玩上一整天,拍很多的照片,晚上再睡一夜火车,周一早上下了火车直接上班,那时年轻,一点也不觉得累。
母亲又找出了一些保留了很多年的旧字画和旧报纸,旧的字画应该值些钱的,旧的报纸都是有纪念意义的,不敢留了,也是我帮着母亲烧掉的。
这些“四旧”,我和母亲整整烧了三个夜晚!白天不敢烧,烟囱冒烟会被人发现,要等天完全黑了才开始烧,要烧到半夜甚至后半夜。
走出阴影 (二)文革的批斗与武斗
文革在深入的进行着,破了四旧,斗了牛鬼蛇神,几乎在转瞬之间,全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学生和工人全部被动员起来闹革命,一个有七亿人口的大国,陷入癫狂的状态。党中央又传来了指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轰轰烈烈的运动立刻在各单位开展起来,纷纷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以及保皇派等等。文革的“主旋律”正式奏响了--- 游街批斗。
铁路局的大解放车队出现在我们铁路的街区,高音喇叭震天响的喊着口号,昔日的局长、部长们如今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头顶大高帽,双手臂被绑在身后,抵着头,胸前一个大牌子挂在脖子上,写着“打倒谁谁谁”还在名字上打了个大大的叉,这样的“游街”几乎天天有。
紧接着游街的高潮过后,造反派们扩大了批斗的范围揪出更多的走资派和反动的技术权威。一时间,文化宫、俱乐部以及大的会议室全部用来开批斗会的现场。各单位的处长、各类的工程技术人员、过去的右派等等等等,都带上高帽挂个牌子登上了舞台供“群众”批判斗争,我的父亲也是被斗的其中之一。最后批斗会发展到了街道的居委会,凡是有文化的女性和铁路官员、走资派的家属都属于批斗的对象,这是由一小撮没有文化、目不识丁、心术不正的家庭妇女组成的“街道革命造反派”批斗几个有文化的、老实的像我母亲这样的善良的好人。
母亲的确是善良人,经常帮助在生活上有困难的邻里,在我们这一带居民区内是有名的善良人。有一次,这是文革前两个月发生的事情:母亲带着我从图书馆回来,在经过粮店时,有一对母女正在抱头痛哭,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了很多人。原来,母女俩排队买粮食的二十元钱被小偷给偷了!这二十元钱是她们一家的一个月的口粮钱,现在钱没了,一家老小吃什么呀!围观的人都在愤怒的骂小偷,非常同情这娘俩儿。可是那个年头,人们都不富裕,多数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实在是拿不出钱帮助她们。母亲站在围观的人群之外,看到这情景,毫不犹豫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二十元钱,让一位围观的年轻小伙传递给她们娘俩儿。小伙子高高举起这二十元钱,大声喊着:“别哭了,你遇上大善人了,有位大姨掏出二十元钱帮你解决这个月买粮的钱了,快谢谢吧!”所有围观的人鼓起了掌声并同声喊着,好人!善人!这娘俩儿搞不清是什么人捐的钱,只是对着人群磕了好几个头。此时,母亲已经带着我悄悄地离开了。
毕竟,都是住在铁路局宅的,围观的人中有认识母亲的,从此,这二十元钱的小事还传成了佳话,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后来,这对母女也找到了我的母亲,非要当面感谢,说是母亲救了她的一大家人。
(图片来自网络) 批斗会都是这样的
一天下学回家(我们小学仍然上课,但只学毛主席语录),进门发现,家里乱七八糟的,母亲坐在地板上靠着墙,虽然没有眼泪,但可以看出母亲很伤心。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被抄家了!那个时候每天都有邻居或同学的家里被抄,我的心里也是不停的嘀咕着,不知哪天会轮到我家,每天都在担心。看到家里各个房间好像遭强盗抢劫了一样,所有的箱子柜子全部被掏空,连锅碗瓢盆都散落在地上。我们的住宅都有地下室,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用过,也没有进去过,地板被油漆过几次亮油,所以入口那块方方的盖板已经被完全密封住了,他们用大搞刨,又用撬杠损坏性的给撬开了。真的不知道他们想要找什么!
母亲告诉我,他们逼着母亲交出父亲当特务用的工具:手枪、微型照相机、发报机和密码本。母亲告诉他们:“不是特务,没有那些东西,要翻你们就翻好了!”这伙人当然不会相信,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仍然不甘心,最后,他们打开地下室,拿着手电筒下去查看,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愤怒的造反派找不到他们想要找的东西,就恶狠狠的把母亲推倒在地上,然后把母亲的金子、银子、首饰和那套照相机及放大器等物品全部拿走,又把墙上挂的母亲画的山水画撕破,柜子上摆的生活雕塑艺术品之类的东西全部敲碎,然后走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进家时母亲靠着墙坐在地上。这恐怖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成为今生今世也无法忘却的记忆。
母亲说:“幸亏把那些“四旧”都烧了,否则全部会被收走,添更多的麻烦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如洪水一般不可阻挡,红卫兵和革命人民开始拿起武器要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进入了高潮阶段 --- 武斗。
锦州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一部分人认为新兴工业是一面黑旗,是刘、邓等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必须予以打倒和批臭。而另一部分人认为:锦州新兴工业是一面红旗,是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人扶植的,必须予以树立和保卫。因此锦州新兴工业的问题,成了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焦点。
两派口诛笔伐大辩论,各说各的理,没能够分出胜负统一思想。不久,两派分别用正规武器步枪、冲锋枪、重机枪和大炮,配合各种冷兵器如木棒、铁棍、匕首、大刀和七节钢鞭,也有一些少量的大片刀和日本战刀武装起来,正式宣战了。
由学生领导的革命造反派的武斗,其革命的信念和精神还是很强的,也是颇有战斗力的,两派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一派有军队的支持,而另一派有两所军校(海字437部队和沈字413部队)部分学生们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也分别加入了两派组织。
武斗期间著名的“战役”有:
突袭海校:其中的一派造反学生组织了一千余人乘坐卡车,对位于锦州铁北的437海军学校进行了突然的袭击。红卫兵们冲进营区进行了疯狂的打、砸、抢,由于海军官兵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的海军官兵被打伤,整个学校被砸得一片狼籍;
(图片来自网络)武斗时的造反派失去了人性
武装割据:1967年的7月份,锦州两派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为了抓捕敌对方的人员,两派分别占领了铁路之南北有利地盘并设卡堵截;
抢劫军火:最严重的武斗是锦州北大营“八.一八”抢劫军火库。1967年8月18日,位于北大营的沈字413步兵学校院内,有个大型的战备武器仓库,可以装备一个师的兵力。由对立派抢劫枪支弹药而引发了一场大型武斗,双方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几百人;
北大营离我们铁路住宅区很近,在这场武斗期间,“砰砰、啪啪、哒哒哒哒” 的枪声响的非常激烈,听起来距离很近,趴着窗口有时可以看到子弹在马路上“嗖”的一声穿过。老百姓躲在家里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在床上睡觉。母亲为我们在地板上铺了厚厚的褥子,我们在地板上睡了两个星期,才搬回床上,但还会时常会听到打冷枪。母亲说这就是战争,是内战,与解放战争不同的是,那时是两党执政之争,而现在是一党两派之争。母亲还说,这不正常,只是因为不同的派性,就使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产生矛盾而导致互相残杀,这真的是疯了!
武斗扰乱了百姓的正常生活,人们总还是要吃饭的,出去买菜成了一大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枪声再起。这期间,我们只能吃一些咸菜配饭、咸味花卷之类的,好在母亲准备了足够的米和面,总算度过了“枪林弹雨”的危险日子。
“战争”是残酷的,子弹有时睁开眼睛躲着人,有时也会闭上眼睛胡来。我们铁路的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就住在我家东边,在市委大楼修高音喇叭的时候,被狙击手一枪就要了年轻的性命。
继抢劫军火之后还有:铁路伏击战、血染医学院、炸毁供电大楼、攻打二高中,等等大大小小的战役,双方都有死伤。武斗自从春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晚秋。
参考资料:走过硝烟的——红卫兵(文革回忆录)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12151110_0_1.html
走出阴影 (三)文革的专政与下放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边上课边闹革命。
(图片来自网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终于,学生们返回了学校复课闹革命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即: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
然而,已经夺权的工人阶级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却进入了正式的“工作”状态。文革的“主旋律”进入了新的阶段 --- 专政与审查。
父亲单位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开始接受审查,那是一遍又一遍的审讯,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写交代材料。不久,父亲被无产阶级专政了,不许回家,和那些同命运的人住进了“牛棚”。
我和邻居高大爷的小女儿,每天搭伴儿去给我们的父亲送饭送生活必须品。高大爷是处长,与我父亲是校友,比我父亲高两届。高大爷在接受审讯时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坚决不认罪,而且还要痛斥他们,所以挨打也就最多。有一天我和他的小女儿一起去送饭,见到他手提着裤腰,没有裤腰带,第二天去时小女儿就带了一条皮带给他。过了几天看见他又是手提着裤腰,皮带又不见了。
我们每天去送饭,送生活用品,望着铁窗里的父亲:昔日国家的栋梁,今日铁窗里的囚犯,是没有犯过罪的“囚犯”!是为国为民做过贡献的“囚犯”!是忠诚爱国的“囚犯”!我心里的那种苦味难以形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只有阴影,至今那探视父亲的一幕仍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是不允许多说话的,看守瞪大贼眼,竖着耳朵,监视我们都说些什么,送些什么,送的东西都要经过严格检查以防在衣服的口袋里或者饭菜里塞纸条。铁窗外有大约有2米的隔离带,是看守的监视区域,我们只能和父亲隔空说话。这一次我的父亲与我说话的声音很大,不仅仅是大声,是喊!父亲双手攥着铁栏杆把头挤在两个铁栏杆之间对我说:“我一切都好,不用惦记,衣服够用了,告诉你妈妈,放心吧,要相信党的政策,不会冤枉好人的”等等并不重要的话,还装耳背,说听不到我说话要我大声,再大点声。我感到很奇怪,回家的路上,高大爷的女儿哭着告诉我,他爸爸的两根皮带都抽断了,千万不要再给他皮带了。后来,父亲才有机会告诉我,那时他们是商量好的互相配合,把看守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高大爷好传递给女儿不要皮带的信息。高大爷在解放后做了共产党的官也加入了共产党,在蹲牛棚被专政期间,一些卑鄙的小人用高大爷的皮带在高大爷的身上左右加工猛烈的抽打,抽断了两根皮带!那时的皮带可是真正的纯牛皮制作的呀!真的佩服高大爷那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老年时的高大爷一直深受那时毒打留下的伤痛。
而我的父亲,在审讯时遭受痛苦的折磨,连续多日不允许睡觉,几个人轮流审讯,一打瞌睡就一个大耳光撒过来,或者一脚踹过去,他们用疲劳战术逼迫“认罪”。审讯的人说:“你不认罪,我们也会查出你的特务活动的犯罪事实,你还是老实交出你的上线是谁,你的联络暗号是什么。我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主动交代还算你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理,要是让我们查出来,你可就被动了,想想后果吧 !” 父亲说:“我没有任何特务活动,我什么都交待不出,你们要外调就去吧,我的同学都在铁道部的名册上,非常好找,祝你们顺利”。
于是,父亲的单位派出几组外调人员奔赴全国各铁路局调查父亲的案子,父亲的同学和老朋友中有的已经在运动中被迫害至死,有的忍受不了酷刑而“畏罪自杀”,活着的都被定为或怀疑为反动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特务等等。尽管外调人员什么也没调查出来,回来后非常失望,但还是欺骗父亲说:“我们跑遍了全国,就差西藏没去了,你的同学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难道你会例外吗!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尽管还有一些证据是死无对证,还有海外的证据我们暂时拿不到,但根据我们已经查出的,足以给你定罪!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的联络人到底是谁?你的任务是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交出你的手枪和电台,你隐藏的可真够深的呀,藏哪了,说出来吧!” 父亲说:“你们要找的这些人都在国外呢,你们不是截获了台湾给我的来信了吗,去台湾外调吧,还应该去日本,去美国,肯定能查的清清楚楚,水落石出。” 那个年代出国外调是不可能的,父亲的激将法令他们非常生气,又一次重复了轮流审讯不许睡觉的刑法,把父亲折磨的精疲力尽,终于,父亲对他们说:“你们说是就是,你们说不是就不是,随便吧,要怎么定案就怎么定吧!” 于是,他们说父亲全部认罪了,很快就给父亲结了案定了罪:反对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员,然后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全中国,群情激动,一片呼喊,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红卫兵的巨大功劳真是功不可没。至此,文革的 主旋律结束,看看尾声是如何演奏的吧: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即: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批下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城市居民家庭中,多数家庭都有“知青”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截止到1978年,十年之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总人数超过1600万人。不知道这是不是领袖对红卫兵革命造反小将的爱戴?支持?肯定?赞扬?奖赏?还是对纯洁、天真的孩子们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这玩笑很带有讽刺意味呀!
(图片来自网络)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的家,哥哥随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下放到山区农村了,父亲去干校改造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刊登后,街道开始动员我母亲下乡。我们并不符合吃闲饭的理由,我和姐姐都是学生,我们还需要母亲的照顾,而且,我们不需要别人养,父亲是有正当工作的国家干部。这种说法是指当时那些城市里的无业游民或者小商小贩,当时不允许做个体生意,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在铁路搞三支两军工作的军方代表们看中了我们铁路的干部住宅,所以要赶走一批人腾出房子,这样军代表和他们的家属就可以大大的改善居住条件住进我们的日式住宅里啦。
我们街道的主任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口袋的半小脚老太太(缠足没坚持到底,中途放开了,脚比正常人小但比小脚大),虽然她的气管炎病给她不小的痛苦,一年四季都带着口罩,但是,在文革中她夺取了街道主任的“大权”,最大的乐趣是批斗美女和才女。接到军代表下达的指示后,她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回可有权力用武之地了!她每天忙的吃饭都没有时间,挨个才女家去劝说,与其说劝说,不如说是强迫加恐吓。到1969年3月时,他成功的赶走了我的家和另外好几家有文化的邻居。
我们下放的事情,没有人通知父亲所在的干校,我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干校在什么地方。我们走后没几天,父亲第一次被允许回家探亲,那一幕真是令人心酸:门上了大锁,父亲趴着窗户往里看,里面空空如也,家具全无,人呢?家呢?我的家哪儿去了?我的亲人在哪儿?父亲流泪了,父亲的双手颤抖了,霎那间,父亲无力的摊坐在了地上,轻轻地呼喊着母亲和我们姐俩的名字,父亲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是活着还是 ......,父亲不敢往下想了。是邻居的陈姨,母亲的好姐妹把父亲扶到了她家,陈姨只知道我们去的公社,没有详细的地址。第二天,父亲乘火车到了我们所在的公社才打听到我们的消息。
城市清静了,该走的都走了。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真正的成了领导阶级,技术人员也由工人阶级取而代之去搞新发明、新创造了。
“主旋律”进行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是文革并没有结束,好戏还在继续,接下来还有穿越时空隧道的古今名人联手表演双簧、讽刺小品、小曲、小调等等穿插着一出接着一出的上演,最精彩的是压轴戏 --- 男女混声四重唱。
走出阴影 (四)下放的第一天
1969年的3月9日,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母亲带着姐姐和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这是一列慢的不能再慢的列车,大约每十分钟就停一两分钟,上下车的乘客多是拎着篮子或跨个包袱,穿着很破旧很土气的衣服。两个小时后,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在一个叫青堆子的小站下车了。小站很小,除了售票候车的小房子,四周稀稀拉拉的有几栋破旧低矮的平房,一副凄凉的景象。
我们等在站台上,辨不出东西南北。三月的东北农村,寒风呼嚎着削在脸上又卷起尘土愤怒的抛向高高的天空,把蓝蓝的天空染成了浅棕色。我身着浅红色的呢子大衣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这干冷的狂风,姐姐把我紧紧的搂在胸前避风,母亲又搂着我们姐俩静静地等待 ... ... 这是命运的等待,我们都在心里不安的询问着,以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十几分钟后,一位老大爷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我敢肯定你们就是我要接的母女三人下放户,是吧?”老大爷自我介绍说姓朱,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乡亲们都叫他“老八路”。
老八路带着我们来到了停在站台外的一辆马车,这是一辆三卦大马车,由一匹英俊的高头大马驾辕,前面还有两匹拉帮套的。我们上了马车,刚刚坐稳,只见老八路挥舞着长长的鞭子凌空一声鞭响,高喊一声“ 嘚 ...,驾!”我们就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奔着陌生的新家出发了。我和姐姐还是生平第一次做马车,有一点点的紧张。
(图片来自网络)老八路的是一辆三卦大马车
马车沿着土路奔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大约十里路,停在了一幢泥草房前。这房子不是很大,看上去有些破旧不堪,深深的院子用高粱秆夹的杖子一分为二隔成左右两个院子,中间是通往房门的过道。冰雪覆盖了部分草屋顶和院子,几只母鸡在院子里咕咕叫的跑来跑去,两条狗看到我们立刻呼啦啦的奔了过来,围着我们汪汪的乱叫,似乎并没有咬我们的意向,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到来而表示欢迎?下了马车,跟随着老八路到了房门口。门的右侧,窗口的前方是一个很大的猪圈,尽管是冰天雪地,可还是掩盖不了那种难闻的气味,我们立刻用围脖捂住鼻子和嘴同时屏住呼吸。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泥草房很像,老式的窗户,纸糊在窗外
(图片来自网络) 灶台就是这样的,左边那个蓝色的是风箱,用来吹火,一拉风箱火就会旺,家家都是用这种,一模一样的。
(图片来自网络) 靠着后门是一个大大的水缸,烧火用的高粱秆玉米杆及茬子
进了门,左右两边都有灶台,靠着后门是一个大大的水缸,还有烧火用的高粱秆玉米杆及茬子。隔着厨房是东西两个对面屋:西屋是两间连在一起的大屋子,房东与四个孩子住;东屋是一间小屋,我们母女三人住。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土地,土墙,土炕,窗户没有玻璃,是用旧报纸糊在窗户外的;再看天棚,高高的,尖尖的,几根梁子间铺的席子,破的地方露出了稻草。我立刻就忍不住哭了:“妈妈,我不要住这样的地方,我们回去吧!”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姐姐劝我:“好妹妹,你要董事,不要为难妈妈。”
搬家的大解放卡车到了,我们的家具有大立柜,大沙发,大转椅,大书架等等。
来看热闹的老少乡亲们都没见过这种洋式家具,出于好奇,乡亲们帮助卸下了家具,有的坐在了沙发上,有的打开柜门和写字台的抽屉看看里面啥样子,还有的发现大转椅是能转动的,于是坐上去由慢到快,往左转完再往右转,可能觉得很好玩吧?这时老八路开始指挥大家往屋里搬东西,喊了好几声,没有人行动,又喊了几声,有人问:“给工分吗?”老八路解释给大家说:“没有工分,请大家帮帮忙!”有几位年轻人响应了开始往屋里搬东西,刚一进门发现地面的土是新垫的,松松的,一踩一个坑,于是号召大家进来踩地,但是没有人理睬。这时队长来了,队长是老八路的儿子,高高的个子,三十不到,很精神,一看就是个爽快人,亮了一嗓子:“大家听着,踩地的给记工分!” 立马,呼啦啦,人人都往屋里挤,由于人太多,人挤人而无法移动,大家只能在原地踩,门外的人们还在拼命的往屋里挤,争踩一脚之地。队长一见这情形,马上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后下令:“其余的人都离开,踩也白踩,不给工分!” 留下的几个人都是年轻人,也都是热心肠的人。踩实了松土,搬进了家具,屋子小,地上摆不开只好摞起来,我们的家具太多,摞起来也放不下,干脆就放在了靠墙一边的炕上。老八路一直都在不停的指挥着,最后又派人送来了几捆高粱秆用来烧水烧饭用,一切都安排妥当他们才离开。
冰窖一样的泥草屋里静悄悄。母亲和姐姐默默地打开箱子把吃饭和睡觉用的东西一样样的拿出来。炕上连一片炕席都没有,母亲决定直接把床铺架在炕上,炕面当地面,反正屋顶也高,床下还可以放东西。床安好后,姐姐开始铺床,母亲去厨房,当地人叫“外屋地儿”准备烧点水,折腾了一大天,我们都已经又渴又饿了。这是一口直径大约2.5尺的大锅,里面还有一点剩下的猪食。这口锅是房东用来煮猪食的,母亲洗了很多遍还是觉得不干净,有残余的猪食味,最后决定锅里加点水,放上个小蒸帘,用我们的小盆装水来蒸,后来我们把这个水称为“蒸馏水”。我们喝了热水吃了点带来的面包,算是晚餐了。
冬天的夜晚来的特别早,这里还没有通电,老乡家都点煤油灯,幸亏母亲带了几根洋蜡。窗外的北风呼叫,屋里的蜡烛也被风吹的忽明忽暗的,这屋子里是四面透风,外加不密封的草屋顶,我们后来把这个屋子叫做 “五风楼”。
这一晚,我睡在高高的钢丝床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毛线帽子,盖着棉被还压着毛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家依然是那雪白的墙壁,一尘不染的硬木地板,还有那客厅里那纯毛的龙凤图案的大地毯 … …
走出阴影 (五)贫 穷的房东一家
我们的屯子里有两大姓,朱姓和李姓。 房东姓朱,鳏夫,没进过学堂,有四个孩子。
房东的媳妇在生老四的时候难产大流血撒手而去,留下这几个可怜的孩子,生活的很艰难。
老大是男孩,比我大一岁,同在本村的小学上学,而且还是同年级,当然就是同班啦,因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老大下了学就帮家里做自留地的农活,这是很重要的活计,一家子的菜全靠这前后园子的自留地,冬天拾粪夏天浇水,闲的时候不多。家里的生活用水缸也都是他挑担加满的。
老二是女孩,名叫娟子,有一点点弱智,同龄的孩子都必须去上学,只有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了小半年,就死活都不肯再去了,最后大队的妇女主任也放弃了劝说。娟子很勤劳能干,承担了家里家外的许多活计,洗衣做饭,煮猪食,喂猪。每每喂猪时都会听到她 边敲猪食盆边快乐大嗓门的叫:嘎嘎嘎嘎 ... ... 有时高兴还会大声的唱歌,她只会唱一首歌的第一句,且反复无数遍:毛泽东同志(扫啦扫,都来咪扫), 毛泽东同志(扫啦扫,都来咪扫) , 毛泽东同志(扫啦扫,都来咪扫)... ...
(曲谱来自网络)文革时的著名红歌
这是那首著名的红歌“毛泽东同志是当地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她只会唱前五个字。我们在屋里听这她唱的那么响亮有力,真的是吓一大跳,这要是在城里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是要死罪的呀!我们试图告诉她,你唱的不对,不可以这么唱,可是她不但不听还很生气,我们也就只好放弃任凭她胡唱乱唱了。
娟子还是搞副业编织蒲草包的能手。那时的农村不许搞资本主义副业,我们屯子里唯一的副业就是编织蒲草包。首先要踩一个大大的石头滚子把三、四米多长的蒲草压柔软了,叫做熟靡子。娟子好像个杂技演员,技艺相当的熟练,边表演边高声的朗诵着:“一、二、 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 没打到,捉、 只、小老鼠”。 就这样,娟子从登上石滚子到熟好靡子下来会一直反复不停地叨咕这几句,喊累了就小声点,缓口气再大声,看得出,蹬石滚子是很累的,她也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呀!每当坐下来编织蒲草包的时候,她才会安静的哼着愉快的小调,不知是什么调调,可能是自己编的吧,反正这算是最轻松的活了,好像很享受的样子。
老三是个男孩,读小学一年级,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从不缺课,是个乖乖的好学生,回家就认真写作业,所以常被老爹骂,每天都听老爹唠唠叨叨的喊:“那作业有啥好写的,学校里学学就中(行)了,我不认字儿也没耽搁娶媳妇,都七八岁了,还不知道帮家里干活,养你嘎啥,出去干活去!”老三的任务是负责家里烧火用的柴禾,生产队分一部分,家里自留地出一小部分,不够时就要老三去大地里拾柴刨茬子,还要去挖些野菜除了一家人吃猪也跟着吃。
最小的是个小女孩,大概四岁多吧,是娟子姐姐的小跟屁虫也是只快乐的小鸟儿。
房东的屋子比我们的大一倍,长长的一铺大炕,从靠近门的这面墙开始一直延伸到最里边的墙,靠里面墙的炕上有一对炕琴,是用来装被褥的,听娟子说是她妈妈嫁过来时的陪嫁;炕上有一个小饭桌,还有一个取暖的火盆,那是天冷的时候,一家人围着火盆暖手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从房梁上吊下来的摇篮,当然最小的已经四岁了,用不上了,所以里面放的都是娟子做针线活用的东西;炕的对面,有一个非常破旧的装衣服的大柜子靠着北墙,还有祖传的手摇纺线车以及几个柳条编织的筐,筐里装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
(图片来自网上) 炕上有一个小饭桌,还有一个取暖的火盆和吊起来的摇篮以及祖传的手摇纺线车
房东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辛苦一年所赚的工分到年底分红时还是不够全家的口粮钱,要卖口猪才能把全家的粮食领回。我们大队的农田主要是水稻,旱地有一部分高粱和玉米,非常小的一块麦田只提供给社员们过年包饺子用的。我们队是比较穷的队,一个工分值六分钱,好的都是八分以上,还有更差的不到五分钱。那时的粮食都是带皮带壳的毛粮,每人每年分310斤,大部分是稻子,去壳加工后只剩大约260斤(记不清了),不够成人吃一年的,所以要把大米换成粗粮,这样就能多换一些,一百斤大米至少能换一百三十斤高粱米,可以吃的长久一点。还有就是要多生孩子就能多领口粮,因为分粮是按人头计算,小娃娃也按成人的粮食分,如果有余粮食还可以卖了换成零用钱。
自从我们搬来之后,娟子做饭的米面用量就大大的减少了,非常稀的稀饭,再配几个玉米饼子。母亲求老八路帮忙买了一口新锅后,我们就吃上了热菜热饭大馒头。第一次,母亲做好饭后打开大锅盖,娟子带领弟弟和妹妹按照大小个依次排好站在灶台旁,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好奇,也没在意,装到盘子里就端进了屋里,谁知,他们紧跟着也进来了,母亲才明白是想分一些吃。一锅馒头是要吃两天的,给他们之后,我们只够吃一天的了。从那以后,每当母亲做好饭准备去掀开锅盖时,他们姐弟三人都会准时的出现在锅台旁,母亲给他们一人一个,他们高兴的回他们屋里去吃。有时还会来喊声“大妈,再给一个,不够!” 当时我也只是比娟子大一岁,不太懂事,所以张口就喊“没有啦!”,娟子又喊“半个也行!”姐姐是那种典型的淑女,举止言谈都严格遵守淑女的准则,这已成为她的性格,不像我,尽管母亲不断的提示,但过了有效的两三分钟后,我还是我,非淑女也!姐姐非常善良,富有同情心,温馨细致,当然,吃饭都是细嚼慢咽的,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下桌。姐姐急忙应声说“有的,我还有半个!”于是开门把手中没吃完的小半个馒头给了她。
我们下放的头一年是吃商品粮,还有煤票供应。每月队里派马车去公社的粮店帮我们买回粮和煤。母亲只买细粮回来,粗粮都起粮票再去集市的饭店买馒头大饼,每五天一个集市,当时的母亲和另外一家一起下放的阿姨一起去赶集,我们说她俩是“集集赶,赶积极”。
虽然我们也不高兴他们每天都分我们的饭吃,可是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母亲说看着孩子们等在灶台旁,锅里那么多好吃的,实在无法拒绝。但是我们也不富裕,粮食供应是有限的,分给他们的那份其实是从我们的嘴里节省下来的,真的供不起他们那一大家子呀!感谢老八路帮我们从他的女儿那里弄来一个旧的取暖炉子,烧煤,高高的炉筒子通到窗外,既能暖屋又能做饭,还可以用大勺炒菜,水壶烧水,真把我们高兴的不得了!足足有三天吧,他们搞不明白我们是怎么做饭的,吃惯了我们的馒头大饼,突然断了有些难受。于是,娟子在我们正吃晚饭时突然闯了进来,这下子她愤怒了,声音有些颤抖的用手指着我们严厉的质问:“你们竟敢关起门来做好吃的偷着吃?”接下来,房东每天下工回来都会站在厨房冲着我们的门大骂:“不要脸的反革命,你们是来改造的,还敢关门做好吃的不给贫下中农,土改我都斗过地主,还怕你们几个臭娘们儿!”一次,两次,我们都不理睬,第三次,我打开个门缝,只探个头做着鬼脸:“不给,不给,就不给!气你,气你,就气你!”姐姐忍不住说我太淘气,母亲立刻把我拽回来,十分严厉的批评我不可以如此无理,这是一种有失教养的行为!
(图片来自网上) 老八路帮我们从他的女儿那里弄来一个旧的取暖炉子
几天后,母亲又开始常常给他们吃的,我十分不理解的问母亲:“他们那样骂我们,为什么还给他们好吃的?”母亲说:“房东一没文化,二又太穷,不要跟他计较,孩子们是无辜的,我们能帮就帮一点,怀慈悲心,做慈悲事,则心中太平”。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她那颗善良的心就是温暖的太阳!
走出阴影 ( 六 ) 乡村的学校
我们这个屯子是个有两千多人口的大屯子,分东砖台和西砖台两个大队,各有八个小队,我家是东砖台大队第一小队。两个大队的孩子都在这屯子里的小学读书。学校就位于两个大队分界的地方。学校的院子挺大的,一排小平房有六个教室,一个年级一个,另外还有两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我的老师是一位30岁的单身女教师,她的声音非常清脆,好听极了,她的黑板书更是漂亮,那一手好字真不知她练了多少年!不仅仅是这些,女老师性格温柔,从不见她对谁发脾气,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的耐心。真是太难得在这样的小地方会幸运的遇上这么好的乡村女教师!后来家访时她告诉母亲,她是县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下放到老家的,和单身的姐姐姐俩相依为命。
我读小学的高年级,学校一直都想组织个文艺队,只是苦于没有人才。我出现在这所小学后,在老师的要求下,马上就成立了文艺队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图片来自网络)就是这样在教室里练习的
我身兼“多职”:导演,编剧,主演,指挥,独奏,哈哈,我那点本事全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还有表演唱,快板书等等,农村孩子都没有过这种经历,现在有人教了,他们非常认真的学习排练,都是孩子,学什么都快,我训练了大家一个月后,我们就开始正式去各个小队给贫下中农老乡们巡回慰问演出了。乡亲们特别的高兴,老老少少全都去队部看,因为我们小演员中有他们家的孩子,他们无比的自豪,自家的小队看完了,还要问我们明天去哪个生产队演出,他们还会跟着去别的小队看的。农村也真的是没有什么热闹,没有电,连收音机都无法听,我下乡后的第二个月,才全部通上电灯。
四个月后,我就小学毕业了,我们全班集体列队去了公社的中学报到。
农村孩子上学也是不容易的,第一天报到时全班二十多人,一个不少,等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正式上课时却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上课,其余的都回乡务农了。农村的观念是,认识字能读报纸,会写信就挺好的了,读的再多也要回去种地,种地不需要太多的文化。中学是四年制,因为学制要缩短,所以四年读下来就算是高中毕业了。有的同学坚持不到毕业,中途退学的也不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年级有四个班,到毕业时已经合并到一个班了。我们从小学一起来的同班同学能坚持到毕业的所剩无几,可就是这“所剩无几”在高考恢复之后全部都考上了大、中专院校,真的是没有愧对这四年的苦读书,彻底的改变了人生。后来知道,农村的学校没有像城里的学校那样参与很多的政治运动,所以文化课要比城里学的多,这对我们这些下放的子女来说也是有失有得吧。
我们学校原来是县所属的第五中学,后来权利下放到公社一级,就改成了青堆子公社中学。学校的师资力量是很雄厚的,都是有学历的师专以上毕业或下放的大学生,后来还有老高三的下乡知青,他们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很高,我们很幸运有这么多的好老师。
学生都是来自以学校为中心的方圆十五里之内的几个公社。学生的素质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不仅仅是文化课学习,我们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我们有各种体育运动,篮、排、乒乓球队,经常有比赛活动;我们还有文艺队,中学的文艺队级别可比小学的高级不知多少倍了:一个不小的乐队,乐器种类很多,一部分是我们下放户和五七干部下放子女,也有不少的农家才子和才女;还有一个阵容不小的演员队,唱歌跳舞之类的。其中有几个是多面手,前台、后台那里需要哪里去,我就是其中一个。
学校有一个大礼堂,我们下课后就在那里排练,经常是乐手们拿起乐器一开始转轴拨弦,吱吱嘎嘎、叮叮咚咚的以手风琴为准调弦儿,还没等演练任何曲子,就已经招来很多同学围观,看得出,他们是很羡慕我们的。学校的文、体队应该是学生中的最高级别、最高荣誉、也是最值得骄傲的团体。我们都深爱这个团体,即是我们的爱好,也有我们的乐趣所在,而且各年级学生都有,大家在一起,吹打弹拉又舞又唱的,充实了我们在艰苦环境下的生活。演出忙的时候,我们就住宿在学校,交结了更多的不同年龄的朋友,锻炼了在集体活动中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团队精神。
我们除了在学校演出,还会去各个公社以及大队去演出。我们的“级别”比较高,是不会下到小队一级去演出的。通常,大队会专门为我们的演出搭台子,全屯子的男女老幼都会提前带着小板凳等在台前,这也算是屯子里比较大的娱乐活动了。
每次下去演出,大队都会派几辆大马车接送我们。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坐在大马车上那个高兴呀,一路歌声、一路笑语。我们还会享受一顿大豆腐炖白菜配大米饭的美餐,在那困难的时期,能有这样的一顿饱饭吃,我们肯定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好好给乡亲们表演的。
这段学生时代的经历是十分难忘的,我只是好学生之一,大多数的学生都很优秀,所以高考恢复后,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是很高的。那时的老师都是非常朴实的,对待我们学生也是真诚和耐心的,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教好、教会,这是我们学生能从内心感受到的,真的,至今,还有老高三的知青留在了那里,为了农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不仅是青春而是毕生的精力,他们永远都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是我们在人生道路走向成功的引领者。
走出阴影 (七)新盖的泥草房
大约七个多月后,已是入秋的时候,下放户的建房专用资金到位了。队里开始准备给我们盖新房了!老八路忙呼着到处采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从十里之外拉回了大梁、檀子(linzi)和椽子(chuanzi) 以及地基用的石头等材料.
队里给我们的新房选址在屯子的最后面,最东头,人烟稀少的一块地。队里派出了木匠、泥瓦匠和中青年的壮劳力包括老高三的知青大哥们。开工的那天还放了挂鞭炮,农村建房是有讲究的,入乡随俗,老八路咋说就咋来!
新房是以土坯为主,也就是用有粘性的坯土加羊角草做成的像砖但又没经过烧制,所以也叫做“土砖”。为了省钱,土砖只砌到窗口,在往上就是用粘土加切成一段一段的稻草调和成泥,用一种专用的长柄叉子一叉泥一叉泥的垒墙。母亲从集市的饭店买回大馒头,再炖上一大锅菜,大家吃的香干劲足着呢!快上房梁的时候,突然发现老八路精心挑选的“粗壮滚圆”的大梁变成了“瘦弱弯扁”的小梁!不知是那个社员预谋多日趁夜晚无人时偷偷给换了!老八路气的脸都青了,冲着看热闹的人群大声叫喊:“这是哪个瘪犊子干的好事儿? 自己出来认罪,让我搜查出来没你的好!” 所有干活的人和邻里们都感到气愤认为这事做得太缺德,欺负外乡人。母亲看到乡亲们的真诚正义深深的为之感动,不想把事情搞大。于是就劝大家:算了吧,小梁也一样能承受住房顶,作用差不多,有人喜欢就让他留着用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说歹说算是平息了大家的愤怒。第二天上梁的那天,仍然按照当地的习俗举行庄严、虔诚的上梁仪式,在大梁上缠红布,还有撒上五谷,放挂鞭炮,表示喜庆、吉利、富裕等等。那块红布,直到我们搬回城里的时候还一直保留在梁上。
(图片来自网络)我们一直到回城时这块红布还在梁上
房子盖好啦,两间:一间屋睡觉,另一间屋做饭。
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敞开着大门也可以想做啥好吃的就做啥,没人管,更没有人会骂我们!
我们搬进了新房不久,四面的墙壁还没来得及干透,冰雪严寒的冬季到来了。房子的后面和东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大地,没有树林或任何建筑物为我们的小房子遮风。屋里的四面墙挂满了白霜,把我们的泥草房冻成了一个大冰箱!我们坐在热炕头上,身上捂着大棉被,头上戴着棉帽子,下面烫屁股,上头冻鼻子。春节的前几天,一场大风雪把我们的泥草房埋在了厚厚的皑皑白雪里。第二天,雪停风静时,乡亲们问:下放户老王家哪去了?邻居们费了好一阵子清理大雪才把我们的房子和人找到,此时我们母女三人正在大冰箱里围着“炕桌”(大洗衣盆上面放个大的圆桌面)吃热呼呼的大米粥呢!
第二年春,母亲种了豆角茄子黄瓜柿子等等蔬菜,养了几只鸡,还有猪。温柔善良,出身于大家闺秀的母亲,怎么会喂养出的鸡和猪在屯子里都是挺胸抬头,傲气十足外加一点霸气呢?尤其是猪,油光铮亮白白胖胖,就一浪荡的猪公子。秋后的时节,大地是它们的乐园,丰收后掉在地里的高粱粒、苞米粒、稻子粒等就是它们的美餐!我家的猪公子撒着欢儿的整天在外撒野,那些猪玩伴们都跟着它到处跑,如果屯里的猪猪们闹革命,我家的白猪肯定是领袖,如果猪猪们成立黑社会(不要,不要),我家的白猪就是黑社会老大(千万别)!
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母亲都不失浪漫。母亲在房前房后种了各种不同的花,每年一开春直到初秋,都有不同的花儿开,为这个农家小院增添了浓浓的生活气息:那泥草房、那美丽盛开的鲜花儿、那小院 … … 还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那是一个温馨的、充满爱的、有苦有甜的家。
非常遗憾,母亲的那个德国制造的照相机被抄家时拿走,没能留下照片,而姐姐画的许多张关于家的画也因为多次搬家而丢失。
(图片来自网络)这个图片太像了,只是我们的花比这个多很多,院子比这个整齐的多,房子比这个新,杖子是用高粱秆扎的
走出阴影 (八)父亲被遣送下乡
1970年初夏的一天,灾难降临了,我家头顶上的那片天突然“塌”下来了!
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父亲扛着大大的行李,背包摞伞的由两个人押送着回到了我们农村的家。父亲被革委会定为“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及反动技术权威”而被开除了铁路的路籍,并遣送去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十里暴土扬长的旱路,背的挎的扛的,大行李包括棉被,厚厚的褥子,枕头还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用品书本等等,是怎么弄回来的?空手走十里路都累,何况带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扔掉大行李,只带重要的少量的东西回来?路上总能遇上大马车的,为什么不搭车回来呢?那两个押送的就不能搭把手帮帮忙拿点小件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进了屋,那两个人说走累了,又渴又饿,让我母亲给做了两大碗面条涡鸡蛋,然后又押着我父亲去大队部报到了。他们出示了铁路革委会开除我父亲路籍的证明信,还有“判决定罪”的证明信,以及请求贫下中农监督管制改造的信等。
父亲尽管一天没吃没喝,忍负重担艰难跋涉,为了安慰我们的不安心里,还是笑呵呵的对我们说:“我自由了,从此不用蹲牛棚了,我解放了,可以和你们天天在一起啦!” 当我们问起为什么不扔掉行李,父亲说好好的丢掉了可惜,再说,我是扛一会儿,拖拉一会儿,累了在歇一会儿。诚实的父亲撒了个大谎,直到有一天,屯子里一位车老把儿对我母亲说起那天在路上遇见我父亲并要父亲上车,可是两个押送者说:“这个人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不能让他污染贫下中农的马车!” 后来父亲承认,本来已经把大行李仍在了路旁的田边,但是那两个人又命令父亲取回来,说这是对反革命的惩罚,让父亲遭点应该受的罪!
父亲突然被遣送回来,令我们惊慌失措,我们一下子都懵了!人人都说铁路的工作是铁饭碗,父亲学的是铁路水利桥梁设计,二十多岁就在伪满新京铁路任给排水段的段长。一辈子把知识贡献给中国铁路建设的父亲,如今铁饭碗没有了,一个知识分子从此能端起这泥饭碗吗? 父亲有能力用泥饭碗养家吗? 当年父亲考大学时,我的太爷(曾祖父),父亲的爷爷,听说有一肚子的墨水,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学究,曾在道德会讲学,还有我的爷爷,父亲的父亲,也是以教书为生,是师范院校的校长,二位长辈都劝父亲考文科,毕业后当老师,老师的职业是永远不会失业的。可是年轻且接受了新思想的父亲坚持考了工科,励志当铁道工程师。爷爷和太爷都说:铁路修完了,你也就失业了!此话灵也!中国铁路从晚清修建第一条线开始经过民国,包括满洲时期加上共产党十七年的建设。 如果把1865年,英国商人Durand自資修建的0.5公里長的一小段“展览铁路”也算上,那就差不多是百年铁路史!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工程师没用啦,“磨”都卸了还留着“驴” 嘎哈(干什么用)呀!
父亲的农民改造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在那个年代,人们把一介书生,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有文化的人群统称为“臭老九”。队里的社员们认为“反革命”是罪人,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而现行是知识分子。农民对“臭老九”却还是有几分敬意的,因为那是指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当地的老乡称之为有“文化水儿”,一般的“文化水儿”还不够级别称“臭老九”呢,越臭越说明“文化水儿”越多,所以队里的社员们都善意的叫我父亲“臭老九”。
干农活,尤其是与队里的社员干一样的农活,对父亲来说是太难了。“五、七干校”的那段经历与真正农村的农活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朱队长尽可能的给父亲派最简单最轻松的活计,比如:踩格子,就是跟在点种子的人后面走,把土踩实;背个喷雾器喷洒农药;除草、割地的时候,别人拿六根垄,父亲拿两根垄。父亲非常努力的去学,认真的去做,不嫌脏也不怕累,可就是不如一个“小半拉子”劳力。我们那里的“大办拉子”给计2/3的工分,“小半拉子”只计一半的工分,父亲虽然没干“小半拉子”那么多的活儿,但还是按照“大半拉子”计工分。好在,大家都能理解“臭老九”是半路出家的“新农民”,所以没有人催父亲快点儿干活,也没有人和父亲比工分,就是有也会被队长给骂回去。当然,父亲也不肯接受多给的工分,但在队长坚持下,父亲就多做些其它的力所能及的事来补偿,记账,打扫队部的卫生等等。
父亲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胆子也小,特别害怕大队的民兵,其中有几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也是民兵,他们经常找黑五类的麻烦,借点理由就会打人的。有一天晚上,父亲从队里开会回来,天已经黑了,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巡逻的二流子民兵,他们手里拎着大棒子,拦住了父亲问:
“站住!你是什么人?”
--- “我是一队社员” 父亲吓的声音都变了。
“别逗了,俺这旮瘩哪有你这样文明口音儿的社员,老实说,你到底是谁?”他们边说边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子。
--- “我是下放户老王家的,刚开完会回来,你们想干什么?” 父亲的双腿已经被吓得发抖了,这一棒子抡下去就会要了命的呀!
“啊,你就说是下放户不就行了吗,还社员,你算个屁社员, 会种地吗?行啦,好好改造吧,赶紧回家吧!”
还好,他们对下放户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他们明白,一是可能呆不长,二是不知来头有多大。多数下放的人原来都是当官的,所以,他们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那个年头,黑五类被打纯属于白打,活该,没地方告,没地方说理。这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所以父亲才这么胆小害怕。夏天的时候,父亲刚下放回来不久,我们大队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住在我家前面一条街的一个老光棍,是地主出身,黑五类子弟。1969年春,屯子里通了电,这个老光棍在家的后院种了几颗果树,为防止小孩子爬墙翻进院子里偷他家树上的果子,他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墙头上安装了电网。小孩子爬墙时被电了一下,但没什么大事,于是家长就汇报给了大队。大队的一位领导,记得是方会计,马上就来到了光棍家的后院,双手搭在墙头上,打算用双手支撑身体,猛劲一跃就可以看到墙内的情形,谁知,刚一用力,还没等跃起身,就被强烈的电流而击倒了。孩子们立刻喊大人把方会计抬到大队的卫生所,结果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时听说是“双手触电,通过心脏”?反正我们都不懂医学,可能是很外行的说法吧。大队的卫生所不具备抢救的设施,也没有专业的医生,大专毕业的李医生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
事情发生的当天,大队的几个民兵去了老光棍的家,就在他的家里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几个人轮流着抽打,当晚就打死了。
方会计是个好人,正直善良,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的,很帅,在我们屯子里真的是出类拔萃的,非常优秀的人才,四十岁不到,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是老光棍触犯了法律是应该报警的,由公安部门来处理,而我们大队的民兵就这样给处理了。
我们家还算庆幸,大队和小队的领导并没有认真的把父亲当成反革命对待而实行监督和强行劳动改造。只是偶尔大队有召集地富反坏右训话时,父亲还是要去的,无非是警告不要搞破坏,不要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与革命青年,尤其知青。所以,父亲从来都是避开人群,远离知青。其实,父亲也很寂寞,也非常想找人说说话,父亲很喜欢那些年轻知青,只是不敢,怕给他们惹麻烦。父亲对我们队里的那些老高三知青感到十二分的惋惜,说他们正是才华横溢的好年华,算起来现在应该刚好大学毕业,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他们可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国家的宝哇,好可惜!
父亲对他人生的巨大变化,在嘴上是完全接受的。父亲永远都是笑呵呵的进家门,进了门就开始自我表扬,又有了啥啥啥的进步,还说:双手老茧,大字不识的农民(1970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都能上大学,我当然也能反之当农民!父亲是在安慰我们,是呀,人们常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享不到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人生!
走出阴影 ( 十)父爱的痛苦
尽管父亲的嘴是快乐的,但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痛苦的原因是复杂的。父亲要养家糊口的心里负担是十二分沉重的。
刚来的时候,房东家的老大在学校里常欺负我,因为是同班,就有机会与我作对,大力宣传我是反革命的女儿,还给我起个绰号叫“王二小姐”,说我是城里来的娇小姐,啥活都不会干,到处去散布这个绰号,搞得几乎全屯子的人都知道我是下放户家的“王二小姐”。他天天看着他家的水缸,一是怕我妈用他们家的水,二是怕我乘他不备之际去“偷”舀一大水瓢,因为是他负责挑水加满他家的水缸。当然去他家的水缸舀水也是暂时的,刚刚来,用的东西还没买齐全。
开始的时候,我和姐姐两个人抬一桶水,要穿过三条街,需要半个小时才弄回一桶水,母亲用水如油。 那是一口屯子里公用的井,还是那种敞口的,没有井盖,周围脏泥烂草,水面上飘着干树叶、垃圾等。好脏呀,看着就恶心!冬天的时候,井边还有冰,井台很小,一不小心就会滑进井里。而且,打水也需要技巧,我们怎么甩桶也舀不上来水,只好等有人经过的时候请人家帮忙。
(图片来自网络)我们屯子里的井和这个差不多
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住在一条街的西头邻居家里有个小轱辘井,这个发现另我激动!我就大胆的做了自我介绍,叫女主人大妈,当时我的小嘴那个甜呀,大妈长大妈短的就认识了。从此,家里就有了又近又干净的水了。后来才知道,老乡自己家的水井是不给外人用的,善良的大妈不但容许我用水,还请我进屋坐,给我用新磨的玉米面烙煎饼吃,至今还能回味出那金黄的脆脆的薄薄的煎饼的香味。
(图片来自网络)大妈家的小轱辘井与这个是一样的,很干净。
很快,我就学会了挑水,开始独立完成家里的供水了。最开始每桶只盛1/3的水,后来2/3的水,再后来就是满满的两桶水挑起来就走。我们屯子里没有小姑娘挑水的,各家各户都是家里的老、少爷们儿挑水,我是独一份。而且,我挑水的姿态很美,轻盈的小步,两手一前一后握住吊水桶的铁链,肩头扁担的两头随着脚步有节奏的一上一下忽悠忽悠的。每每在院子里遇到房东家大儿子的时候,我都会傲慢的从他眼前飘过。渐渐的,“王二小姐”挑水就成了我们这条街的一大优美的风景线。
(图片来自网络)把右边的我换到左边的图里就是我挑水时的美姿了
1970年,我们下放的第二年,也是父亲被遣送回来的那年,秋收的时节,父亲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看见我在地里刨茬子。刚刚割完的高粱地,刨出的茬子带着湿土,很难把土磕得干净,满满一筐还是挺重的。我必须背对着筐先蹲在地上,挎上花篓双肩背的绳带子,然后把双手臂努力伸向前方助力,同时高喊一声:“哈 . . . 嘿!”助阵,虽然费很大的劲但还是能站起来的。由于是顶着风,所以一步一步走的挺慢的。后来,父亲说我的脖子伸的很长,看着我弓着腰吃力的往家的方向走去,好令人心疼!那天,父亲收工后,直接走到房后,坐在一块石头上,老泪横流,左右手轮番扇自己的耳光,不停地叨咕着:“都是我的罪过,让孩子承受这份苦!”那个时候,我虽小,但很要强,也很能干。其实,拾柴就是孩子们的活儿,我放了学就背上大花篓去拾柴是很正常的,就跟城里的孩子下学在外跳皮筋、打口袋、踢毽子是一回事儿。每次母亲都告诉我不要装的太满,别累坏了,我都满不在乎而且很自豪的挥挥手说:“没问题,小意思!”
若干年后,常有人盯着我的脖子赞美说:“发现你的脖子很美!”其实,我的脖子长的美就是当年背大花篓练就的:前腿弓,后腿蹬,伸着脖子往前冲!
(图片来自网络)这个花篓和我当年背的是一模一样滴! 练就美脖的健身器械:装满茬子的大花篓;基本要领:前腿弓,后腿蹬,伸着脖子往前冲!
父亲非常心疼女儿。实际上,我的个性很强,从来就不服输,父亲真的不用为女儿担心。那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里的那句:“担水拾柴全靠她”,那个“她”指的就是我!
可见,父亲对我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在我的心里,最难过,最伤心的莫过于在放学的路上远远的望见父亲在大地里,面对黄土背朝天挥舞着镰刀,被社员们远远的甩在后面,拼了命的干也追赶不上;以及父亲拎着、扛着农具上工、下工回家的样子。这情景,在我的心灵留下了又一永远的阴影,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像电影一样,挥之不去。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带着安全帽与铁路的工程技术专家们在修建铁路的隧道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绝不是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最让父亲难过的是这一年的秋收刚结束,母亲就像邻居家借了一辆手推车,我们全家集体行动去大地里拾柴,这是准备冬天取暖烧火和做饭用的。父亲和姐姐在前边刨高粱茬子,我和母亲跟在后面把土磕干净再装到车上。我们干了足足有一个下午,把满满的一车茬子用绳子拦好,父亲在前边拉车,我们在后边推。走了大约一半路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车柴淋湿了,我们也都被淋透了,加上路滑,一不小心,车子一边的轮子馅到了泥泞的沟里。父亲拼命的拉,我们拼劲力气推,无论如何也弄不出来,最后我们只好卸下一少部分,总算把车子连推带拽的弄了出来。到家后,我和姐姐一人背了一大花篓立刻返回取剩下的茬子。父亲看着我们姐俩儿都淋成了落汤鸡,背着满满的湿湿的沉重的大花篓回到了家,真的是心疼至极。
我们一家人都受了凉,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喷嚏,父亲趁着母亲做饭的时候,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偷偷跑出后门,又一次伤心的老泪横流,又一次痛苦的捶胸顿足的责怪自己!
饭后,母亲又烧了热热的姜汤给我们喝。还好,第二天我们都正常的上工上学了。
走出阴影 (十一)病痛与心痛的父亲
身体害病是有形的,精神伤害是无形的,而双重的痛足以把一个人彻底打垮。
父亲病了。发现病情还是从帮助隔壁家打压水井开始的。
隔壁孙婶一家是县里来的下放户,是个大户人家。所谓的“大户”是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各个高大帅气,壮实能干而且非常有才华。他们哥仨儿是从外地的知青点转回家投奔母亲的,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变成了还乡青年。最小的是女儿小华,与我同龄,自然就成了我的玩伴和闺蜜啦。孙叔仍然在县城里的国营企业工作,挣工资。所以,孙家条件好,四间砖瓦大房,人气兴旺。挨着他们家做邻居,也算是我们运气好,大事小情的没少帮我们。
打杨水井,在那个年头可是一件大事,不是家家都能打得起的。
那是1971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孙家一决定打井,就高兴的通知了我母亲,要我家把挨着他们家的侧面高粱秆杖子开个门,水井将挖在离我家院子最近的地方,开了院子侧门就打水,这样母亲取水可就太方便了,我也就不用跑到大西头的大妈家挑水了。
压水井的吉向方位已选好,开工的黄道吉日也确定了。
那天早上,一阵子喜庆的鞭炮响过之后,孙叔挖开了第一锹土,大家就开始热火朝天的干起来了。父亲理所当然的前后跟着忙活,母亲帮着孙婶做饭。到了晌午该吃饭的时候了, 大家都进屋上炕盘腿围着几张炕桌坐好,热热闹闹有说有笑的 。能来帮工打井的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人品好又能干的壮劳力,这是大家都愿意干的好活,有白面馒头和猪肉饨蘑菇大餐吃 。我们那里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白面馒头,仅仅是馒头的吸引力就已经够大了,何况还有现金赚呢。
(图片来自网络)就是这种压水井
大家吃好饭又出去接着干活了。忙乎完他们吃饭,孙叔孙婶和我父母才坐下来一起边吃边聊 。父亲咬了一口馒头,嚼来嚼去,努力往下咽,却卡在中途下不去,于是喝了几口汤,还是感觉堵在那里,一口气又喝了小半碗汤才感觉好些。第二,三口,小小口馒头,细嚼慢咽,可还是要几口汤才能送下去 。父亲只好把馒头掰成小块,泡进汤里,总算吃进去半个馒头 。
那天以后,父亲就不能吃馒头大饼一类的面食了。只能吃稀饭,细细的面条汤 。
父亲去看了屯子里的一位祖传老中医 。从症状上分析,怀疑是噎膈:初起为咽下饮食时胸膈部梗塞不顺,有一种食物下行缓慢并停留在食管某一部位不动之感,食毕则消失,这种感觉常在情志不舒时发生。此阶段食物尚可下咽,只是进食固体食物时发生困难,随着梗塞症状的日渐加重,进食流质类饮食亦发生困难,以致不能进食。病因病机里的第一条是七情内伤:主要为忧思过度,或暴怒愤郁所致(老中医的原话记不清了,这是百度上查到的,意思差不多)。
父亲的症状很像,老中医建议父亲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第二天,父亲起个大早赶上了早班的火车。在去往市医院的路上经过铁路医院的大门口时,父亲不自觉地停住了脚 。遥望着院里的这座伪满时期的雄伟壮观的建筑,情不自禁的留下了眼泪:屈指数来,父亲的路龄正好三十年! 小时侯,因为在家淘气,爷爷就提早一年送父亲上学,小学时又连跳了两级,所以毕业参加工作比同龄人早。从满洲国时期开始的人生第一份铁路工作,经历国民党,直到共产党执政后建设新中国 。父亲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有修铁路的,哪里就有铁道部的技术专家,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 一名铁道工程师,一生把知识和技术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铁道水利桥梁事业 。直到被开除路籍的最后一天,父亲没有在铁路医院看过病,更没住过院,甚至没有头疼感冒牙痛之类的小病开过药 。
锦州铁路医院的门诊部
父亲喜欢运动,是个文体活跃分子: 曾是连续好几年的铁路局乒乓球赛的单打亚军,蓝球和排球队的主力干将;父亲喜欢音乐,二胡,京胡拉得很棒,偶尔还亮上两嗓子京剧老生的唱腔。
此一时彼一时呀!眼下,是真的需要迈进医院看医生的时候了,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然而铁路医院的大门却不再向父亲敞开了!这是对一位一辈子忠心耿耿,一辈子无私奉献知识,一辈子热爱自己的事业,一辈子老铁路的多大讽刺呀!
父亲一路流着热泪来到了市医院 。挂号处的工作人员要父亲出示工作证或介绍信,父亲哪里知道一个农村来看病的也要介绍信,无论怎么解释央求都不给挂号 。
父亲没能看上病,起个大早却赶个晚集!中午在站前饭店买了二两打卤面,要了一大碗煮面的汤,吃了一半。父亲还给我们买了黄米面切糕和油炸糕 。等车的时候,又去了站前的副食店买了姐姐喜欢吃的核桃酥,母亲喜欢吃的酥皮饼和我爱吃的动物饼干,就这样,当天就坐火车回家了。
走出阴影 ( 十二 )父亲投医被拒
大队的领导对我们家是很同情的 。
父亲胆儿突的(当地土话:心里害怕)问大队开个看病的介绍信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介绍信上用“我大队社员”代替“我大队接受监督改造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父亲看过信的内容,感谢激动之心情差点给跪下了。
父亲又起个大早,揣着介绍信,去了市医院 。排了一个小时的长队,总算是挂上了号。好不容易等到叫了父亲的号,是位年轻的,矮矮的,瘦瘦的,小眼睛,尖下巴颏的男医生 :
“叫什么名?”
“年龄?”
“民族?”
“籍贯?” (理解,可能想了解是否与地方病有关?)
“现住址?”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的问题有难度:
“家庭出身?” (理解,可能想了解是否与家族病史有关?)
--- --- “哦 … 我是学生出身”。 父亲可能想绕过去这个敏感问题,所以回答的有些含含糊糊的。
“我问的是你的父亲是什么出身?”
--- --- “地 … 地 … 地主”。 父亲有点紧张了。 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最怕问这个问题。我的爷爷到了退休的年纪就去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典了100晌地(注意是典的地),出租给农民,自己收租子养老 。1948年土改时就定了个大地主。
政治面貌?”
--- --- “群众”。父亲是无党派人士,说是群众也应该是对的吧?
“职业?”(理解,可能想了解是否与职业病有关?)
--- --- “农 …农 …农民”。这下子麻烦来了!
“农民?”医生惊讶的口气马上变调了,用奇怪的眼神看着父亲。
--- --- “我是大队社员”,父亲立刻把大队的介绍信展示给他看。
“你是农民,社员,哈,啥时候开始当农民的?会种地吗?”
--- --- “我,我是农民呀,这介绍信上不是说的很清楚吗!”父亲申辩着。
“老实说吧,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医生把身子斜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沾水笔在手指间不停地轮转着,轻蔑与傲慢的看着父亲 。
--- --- “我是被下放到农村的。”
“犯的什么罪?老实说,别撒谎!”
--- --- “一些历史问题而已。”
“没那么简单吧,怎么定性的?”
--- --- “我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我还是反动技术权威,我现在生病了,你能给我查一下是什么病吗?”
父亲沉不住气了,犯人也有看病的权利,何况我并不是犯人!
“终于说实话了!一看你就是冒充革命群众的!你是人民的罪人,我们的阶级敌人!我是人民医生,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服务的,你最好回到农村找赤脚医生吧”! 医生说完就喊叫号的:“叫下一个!”
病没看成,还接受了一顿“审讯”。 父亲心里窝了一肚子气离开医生走下了楼 。父亲累了,坐在一楼的大厅里小憩一下也好想想去哪。
清扫工轮着大扫把低声的请坐着的人高抬贵脚以便让他打扫椅子下面 。父亲注意到这个清扫工五十大几的年龄,头发几乎全部灰白了,瘦瘦高高,鼻梁上架一副眼睛 。父亲立刻明白了,这个清扫工绝不是专业扫地的,一定是医院的业务大拿,权威医生,他的眼神,他面部的深沉就是最好的证明。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实际上,有的时候只观其外表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善与恶,文盲与鸿儒。知识分子那种特有的气质不是穿衣戴帽所能遮盖的,也不是手持扫把拖布就能表明的。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融在血液中的,装不出来也掩饰不住,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会表露出文化与知识的修养。
父亲不再生气了,好医生在扫地,穿着白大褂,一脸阶级斗争的年轻医生肯定没什么经验,文革这几年光革命造反了,又能学到多少医学知识呢? 我还真是不相信他,更不想用他了呢!
想到此,父亲起身朝老邻居陈叔叔家走去,先住一宿,再做打算。
(图片来自网络)权威医生都在劳动改造,医院里多是年轻、经验不足、带着红袖标的医生了,瞧:在手术中哭喊着求帮助呢!
第二天早上,陈姨特意为父亲煮了一碗牛奶当早餐。
陈叔叔一家是我们家的老邻居。陈太太, 我称呼她陈姨,是我母亲的好姐妹。他们夫妇比较年轻,解放前都还是学生,历史清白。陈姨性格爽快,心直口快,善良正直。如果有谁欺负我母亲,她马上会站出来理论,还警告人家:这是我姐,我姐老实好欺负,我可不是,有胆量冲我来!更不怕那些靠造反起家掌权的人找她的别扭,街道那些人也不敢惹她。所以陈姨家就成了我们一家人进城时的落脚点,不但管吃管住,她家的孩子们每年还轮流去我们乡下的家,就像走亲戚一样,把省下来的细粮给我们背去。
陈叔叔写了一张字条,要父亲去医学院附属医院找一位熟人,是很有声望的教授 , 只是不知在那特殊的年代是否还在诊病,不过,可以试试。
父亲在挂号时就直接提出要这位教授的号,从窗口里传出了工作人员的声音:“早就打倒了,下放农村了!挂别的医生号吧!”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儿,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水平高的,技术好的,有名望的,令人尊重的,几乎都惨遭厄运了。
既来之,则看之。这是一位中年女医生。父亲没等她问,主动做了自我简介。并 大大方方毫不掩饰的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而被下放农村的。
女医生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看得出,是位好心人。 认真询问了父亲的症状,给父亲开了一些药,又扯下一张处方纸在背面写了几本医学书名,建议父亲去图书馆查阅以便了解自己的病情。医生都是开药方,而开“书方”还没听说过。当时父亲的心理,别说去图书馆,只要能给自己治病,就是去读医科大学也甘心情愿呀。可能,这也就是一位善良女医生所能做的了,即使她有胆量不分敌我,接下来那一系列的化验检查会诊以及手术也是不可能进行的。这是一个严肃的立场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连国家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刘少奇同志病了都不给医治,惨死在河南开封,何况父亲这样的历史反革命, 阶级敌人,有谁把你当人看呢!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善良人都会为人间传递温暖,这就是世界,这就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
父亲离开了药房拎着药就奔着铁路图书馆去了。经过站前饭店的时候,父亲又进去买了二两打卤面。细心的服务员认出了父亲,主动把面条再次回锅煮的软软的,并配上一碗煮面的热汤。
图片由儿时的小朋友,今日的著名摄影家石广智提供
从文革开始,父亲就再没进过图书馆。馆里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熟人,有的曾是邻居,有的曾是同事的家人,而馆长则是父亲的老熟人。父亲的突然出现,而且完全是一副与以往不同的难以辨认的样子:苍白的脸色,消瘦的病体,有气无力的声音,另他们感到惊讶和无法表明的担忧。
父亲在阅读室找个边上的位置坐下。在那种阶级斗争的弦绷的紧紧的情况下,划清界限是不得已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而表面都在装糊涂,对父亲的关照都是默默地悄然地进行的 ... ...
馆长亲自查找父亲需要的书;有人给父亲送上一杯热茶;阅览室的椅子都是硬木的,有人送上一个厚厚的坐垫 ... ...
那时的铁路图书馆,有关医学专业书籍的馆藏是十分有限的。半天的时间就基本查阅了有关的章节。馆长递给父亲一张字条,写着市图书馆的地址和联系人的名字,告诉父亲:那里没人认识你,去吧!
这是进城的第三天早上,市图一开门,父亲就进去了。找到了要找的人,拿到了要读的书,父亲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从食道的解剖结构(图文并茂)、食管肿瘤的病因、症状、到鉴别诊断,中医治疗,西医手术治疗等等。
书中说:食管的良性肿瘤较为少见,大多数原发性食管恶性肿瘤是癌。多数食管癌患者到医院就诊时已是中晚期。如果已经转移到淋巴结了,就算能手术,也没有意义了,治病不治命啊!
尽管是纸上谈兵,但父亲多少了解了自己的病症。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噎,怎么可能会幸运的属于少见的良性肿瘤呢?!父亲深刻的意识到自己身体出现的毛病与食道癌的症候及症状相吻合。
(图片来自网络)食管癌有明显的不规则狭窄
父亲合上最后一本书,决定在回家前做两件事:见两个老朋友;去原单位面访。
父亲的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学)也正是处于被打倒被下放的特殊时期,没指望见到本人,只希望能见到家人一面。
当晚,为防备街道革委会的婆娘们的巡视监督,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离的只有三分钟的路,但陈姨还是不放心,先出去侦查了一圈,确信马路上无人才让父亲出去。父亲先偷偷地拜访了高家。高大爷在五七干校没回来,高大娘和子女们都在。怕被人发现,只能在黑暗中互相交流一些信息,父亲没有说出自己病情的严重性。高大娘千叮咛万嘱咐的要父亲坚强些,无论如何要活下来,总有一天这一切会结束的,挺过去就是胜利。高大爷是父亲的校友,学长,也是原单位的顶头上司,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
离开高家,来到孙伯伯家。父亲轻轻的敲开了门,孙伯伯正巧从五七干校回来探家。老友相见,非常激动,泪流满面,借着窗口透过来的月光,两人紧紧地握住手,千言万语,无从述说!孙伯伯与父亲是老乡,解放前与解放后很多年都在一起工作,“转战”东西南北修建钢铁“大动脉”。 如今,双双落难,父亲先前一步定案下放,孙伯伯还在等待定案发配之中。父亲告诉他,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秘密见面,怕是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各自保重吧!父亲临走时,孙伯伯塞给父亲一叠钞票说:或许你正需要,拿去用吧!
这是第四天,也是进城最后一天的早上。父亲喝完牛奶,告别了陈家夫妇,按计划去了铁路原单位设计处。父亲要在上火车之前办最后一件事:上访!
设计处是铁路搞基本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设计单位。文革前,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都是有学历有专业的工程师。五十年代末期,权利下放时,父亲的人事关系也从铁道部下放到了当地铁路局所属的设计处。楼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毕竟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而今,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坐在办公室大转椅上的多是新来的工人阶级。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正是“工人阶必须领导一切”的年代。在这个“伟大”的年代里,工人阶级掌握着领导权和技术大权,反动技术权威们都被赶下了台 ,工人阶级凭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尽管,只靠加减乘除完不成结构设计,但是,当时的报纸广播是这么说的: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父亲推开了上访办公室的门,接待人员冷冷的面孔,头不抬眼不瞧的边看报纸边问:
“什么事儿?”
--- --- “我来问一问,你是否收到了我的上访信?” 父亲有点胆却的问。
“啊,你的事革委会已经讨论过了,维持原来的定案结论!” 他用斜眼瞥了父亲一眼。
--- --- “我认为不合理,请求革委会重新审理我的案子,我既不是国民党更不是国民党特务,我会日语,去过日本留学不假,但并不等于就是日本特务,我是被屈打成招的!” 父亲有点激动。
“什么?什么?屈打成招?不打,你能招吗?屈打,你不是也招了吗?有本事打死也不招哇,软骨头!” 他说话的口吻是那么的轻蔑,那么的气死人不偿命!
--- ---“我承认我是软骨头,怕打死就招了,可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我强烈要求重新调查,重新定案!” 父亲突然胆子大了,什么也不怕了,微弱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你的案子是没有翻过来的希望的,可以说毫无希望,回去吧,别再来啦 !”他不耐烦的摆摆手说。
--- --- “我知道,我是自讨没趣,跟你说也白说,不过,请你记住:总有一天我的案子会重新做结论的!”
父亲说完转身走出上访办,上楼直接进了革委会主任办公室。接待父亲的姓张,任革委会的副主任兼上访办的主任,所以楼下的上访办和楼上的革委会办公室是都有他的办公桌。张主任原是人事科的科员,靠造反起家当上的主任。后来知道他是给父亲定案和开除路籍并遣送到农村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父亲说明来意,把事先准备好的与以前邮寄给他的相同的上访信交给了他。张表面非常热情,但是内心却完全是打着另一个小九九。他表示一定尽力,争取在会上再次讨论,要父亲放心,会尽快给一个答复,回去等信儿吧 。
就这样,父亲办完了事情,最后一次进了站前饭店 。用了同样的回锅面加一碗面汤 。父亲对那位善良的服务员深深地表示了谢意,祝好人一生平安!
父亲依然不忘买给我们喜欢的食品,拎着切糕,油炸糕,还有好几样的点心上了火车 。
随着一声长鸣的汽笛,火车缓缓地离开了站台 。父亲望着渐渐远去的熟悉的车站,曾经工作过的铁路局,一家人生活过的城市,有过多少欢乐,又有过多少忧伤 ...... 父亲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是伤心的泪,不,是心灵的伤口流出的血 ... ...
走出阴影 ( 十四 )父亲的最后诊断
父亲“高高兴兴”的回到家,忙不迭的打开包,一样样掏出上火车前买的好吃的东西,嘴里不停的说:“快吃,很新鲜的,买时都是热的,现在也不凉,还有一点温温的”,父亲一个劲的往我们手里塞。而我们两眼望穿的盼他回来是想知道病情的诊断,可他就是打岔,没有一个正面的明确的回答。
(图片来自网络)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我们忍不住了,用罢吃的方式逼父亲说出真情。父亲也是讨价还价的要我们必须答应他的要求,否则不说:
1)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任何事情发生都不能急,你们要懂这个道理;
2)面对现实,要接受现实,躲不开,逃不掉,要在苦难的现实中求生存;
3)往好的方面努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多就是一死,人早晚都会死,早死早托生,你们必须坚强,不许哭天喊地!
我们告诉父亲,我们一定会坚强,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放心吧!
父亲讲述了这趟进城看病的来龙去脉,然后说:“我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诊断书,但我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我只希望能和你们愉快的度过最后的日子!如果看到你们因为我而每天愁眉不展,哭哭涕涕,那我会十分难过,百分责备自己,千分对不住你们,万分不能原谅自己!”
这以后,我们在父亲面前都装的很正常。母亲会到房后偷偷的抹眼泪,姐姐会与她的那群鸡和胖胖的大白猪哭诉她的痛苦。而我放学后就给父亲讲学校发生的事情,讲我在学校里的表现,如何优秀,考试考的如何如何好等等吹嘘一番。
在农村求学是很不容易的。读中学的时候,每天要走十余里的土路去公社的中学。冬天的时候,从家里走时穿的大衣、戴的帽子、手套、口罩,全副武装到牙齿,顶着狂风大雪走起路来,越走身上越热。走到学校时,眉毛和帽子的边缘都结成了冰霜,摘下帽子时,就像摘下热水瓶盖一样,全身的热气都从头顶上呼呼的冒出来。天暖时,遇上阴雨天,穿着到膝盖下的加高雨靴,有时会陷在深深的泥里,很难拔出,不得不拦住过路人帮助拽出来,有时,人出来了,雨靴却留在了泞泥里。
父亲心疼我每天上学太辛苦,对我说:“如果我的病好了,你就不要那么辛苦的去上学了,我完全可以在家教你,家教是完全可行的!我是非常棒的数理化老师,你妈妈是最好的国文和历史老师,我和你妈妈共同教你日语,我们可以关上门全家讲日语,一定能教会你。我还会教你英文,世界通用语吗,应该学的。虽然外语现在用不上,但是,将来肯定会有用的。我们会把你教出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水平。”遗憾,父亲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母亲因为没有见到医生的诊断,总是不甘心,劝说父亲去“六二六”医疗队再试试。
老八路赶着马车带着父亲和母亲去了母亲做手术的医疗队。虽然,那里条件简陋缺少医疗设备,但是,那些被下放的医疗队员们都是真正的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文革前毕业生,他们是有同情心、有良心、有职业道德的令人尊敬的医生。
父亲做了该做的检查和化验,又做了淋巴切片小手术。
检查结果是晚期食道癌,已经没有手术切除的意义了。
(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回来后,当姐姐和我急切的问起检查结果时, 父亲是这样说的:“啊,就是我身体里的正规军细胞和土匪兵细胞正在激烈的交战,土匪兵的细胞非常活跃,积极好战,到处打游击,破坏瓦解正规军的细胞组织。目前,正大举进攻试图占领身体个个部位。”
天哪!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父亲还不肯说出 “晚期癌症” 这四个字,却很“轻松”地讲了这么一段话,让我们听起来好像这场发生在他身体内的细胞大战与他本人无关似的。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走路已经很吃力了,稀饭软面汤也难以下咽了。没多久就卧炕不起了,只能吃鸡蛋羹和牛奶豆浆之类的流食了。
人们都说:人在生病的时侯脾气不好。可父亲却一点脾气都没有,以前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文革前,父亲工作很忙,经常出差不在家,那时,我的年龄也小,所以与父亲的交流很少。如今,父亲有了大把的时间,有时看我放了学回家,我的小圆脸拉的长长的,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样子,于是就总想跟我 聊聊天。
我的性格与姐姐完全不同,姐姐性格内向,说出的话都是过滤出来的,正如母亲的教导,话到唇边留半句,姐姐通常会留大半句。我是直性子,经常冒傻气。母亲说,生我时,因我性子太急,等不及在嘴里安装过滤器和控制开关,就急匆匆地跑出来了。所以,我从来都是不假思索,信口开河,想一句说两句,甚至没想到的都能脱口而出。当然,避免不了有时口不择言的话语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令人伤心,不着边际的问题使人无从回答。母亲总是告诫我:不必说而说,是多说,多说易招怨;不当说而说,是瞎说,瞎说易惹祸。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得人善言,如获金珠宝玉;见人善言,美于诗赋文章;听人善言,乐于钟鼓琴瑟 ......嗨,有这么好的母亲,同样的教导,姐姐就那么有修养,典型的淑女一枚,而我,为啥就是不上道儿呢?
可是,我的小脑袋瓜也是装很多东西的,也有很多大问号的。大人的事情,尤其是那些陈仓子烂谷子的历史,为什么就那么难说清楚呢?父亲从文革开始就没有再做他的技术工作,而是写他那永远也写不完的历史交代材料,就那么十几年的一段历史,写了好几年,被造反派逼的翻来覆去的写,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反正造反派拿不到他们想要的能定罪的那些文字是绝对不会罢休的。那些用印有红色横格的信纸写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万余张,如果络起来可能比我还高呢!有些事情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生活会一落千丈?为什么那么善良又有知识的父亲会是历史反革命?为什么他们说父亲是特务?那个时候,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呀!在我的心里,父亲是知识分子,是搞技术的,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是工程师,我一直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自豪,怎么也不可能和特务挂上钩,我心里很清楚父亲是冤枉的。那么,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呢?过去一直没机会问,也不敢问,很怕伤父亲的心,今天是不是可以犯一次傻呢?
“爸爸,有 ... 有一些问题一直都在我的心里划着大问号,我不知道 ...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也不知道您会不会生气,我要是问了,您会怪我 ...怪我太不懂事吗?”我终于有点吞吞吐吐的就这么提出了。
--- --- “我会非常高兴的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尽管问吧,我就当你是小记者采访啦”!父亲毫不犹豫的回答说。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父亲说不忌讳我提任何问题,好吧,那我就大胆的开始问了:
“文革开始那年, 我帮妈妈烧书和那些老照片旧报纸时, 妈妈给我看一眼关于德惠水塔的报道, 妈妈只说了一句, 在修那个水塔期间妈妈也跟着去了, 可是那标题“用脑袋担保” 那张报纸是怎么回事儿?”
--- --- “哦,那还得从当段长说起。那还是在满洲国时期,我是路经新京回家探亲。没曾想, 由于战乱,受阻在新京,只好住在同学家里等待。
(图片来自网络)新京(长春)車站
正巧,铁路给水段需要个段长,要懂专业,会日语,同学就把我给介绍去了。反正也回不去家了,不如安下心来当官吧。我这个段长其实就是在探亲途中捡来的。光复时,国民党接收了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我依然还当这个段长。我在当段长期间,在长春地区铁路沿线设计并修建了七个铁路机车上水的水塔。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当德惠的那个水塔完工时,第二天就要庆典交付使用,检查验收官说,有一处的管子有裂纹,明天不能交工。我一听,这怎么可能呢?!我非常肯定地说:“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不会有问题!” 第二天早上一看,真的有一根管子裂了。后来有工人说:验收前的那天夜里,有一个女精神病患者住在水塔里,被一个流浪汉给奸污了。还有人说,夜里看见一只猫头鹰落在塔顶上阴沉地嚎叫。当地人认为发生这两件事都是不祥之兆!工程延期了几天才交工。报纸的大标题非常醒目,好像是:用脑袋担保的工程师。这件事给我深刻地教训: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当然,我在这两个时期,日本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当段长,文革中造反派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啦,这也就成了其中一大历史反革命罪状了。”
(图片来自网络)长春(新京)满铁事务所 左边圆圆的二楼就是父亲的段长办公室
“哦,是这么回事。那他们说您是被日本人派去东京接受特务训练,是真的吗?”
--- --- “哇,严肃的政治问题呀!这个问题呢,爸爸是非常认真而且负责任的告诉你:绝对不是真的,纯属诬陷!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年级建筑系土木工程专业的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但成绩一直保持第二名。你爸爸我可是好学生呀!那正是满洲国时期,一所日本人的学院,快毕业的时候,学习成绩优秀的就送去日本继续学习。在那里完成学业后,由于当时日本和满洲国都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选择留下工作或者回国。同学中只有个别的留下了,大多数都回来了。我呢,本来已经决定留下的,可是看到别人收拾行装要回国的时候,我又动心了,还是想家呀,结果就跟着回来了。同学们每天吃、住、学习都在一起,学的都是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课程安排的很紧张,哪里有什么特务培训!这个事情说不清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回来的同学全部都被打成日本特务了。咳,要是不回来就没这事儿了!不过 ......”
说到这,父亲停住了, 神秘兮兮的告诉我:“回来就对了,认识了你的优秀的妈妈,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父亲很自豪也很得意的笑了。
“但是,解释不清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国外,可说您还是国民党特务,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呀,您没有加入国民党,怎么会成为国民党特务呢?”我真的是很好奇呀。
--- --- “啊,是这么回事:你爸我在解放前,和几个朋友结成了拜把子兄弟。大哥是工程处的刘处长,二哥是工程师,我呢,排行老三,还有个四弟也是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一批铁路技术人员,大哥带着四弟先走了,二哥的家母生病离不开,我打算把一些事情处理完就带着家人赴台,机票已经攥在手里啦,没成想,晚了一步,北平和平解放了。1951的时候,大哥从台湾寄来一封信,被国家安全部门扣下,当时,我还真的不知道来信的事儿,过后才知道。文革就把此事拿出来说事儿,说我通敌,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非让我交出发报机,手枪,照相机等等,抄家的时候把照相机拿走了,还有那些金银说是我的特务经费。”
我有点奇怪了:“来封信就通敌,那你的刘大哥是特务头子吗?他在台湾做啥呢?”
--- --- “我们四兄弟都是工程师,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那个党执政,技术人员都要为国为人类做贡献,就好比不管什么朝代,农民都要种地吃饭一样的道理!大哥应该是台湾铁路管理局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总工程师,国民党带走他不会拿他当个普通的工程师使用”。
“爸爸,您后悔没去台湾吗?”
--- --- “哦,把我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贡献给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我们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心愿,谁不想自己的家乡好呢!然而,政治这个东西实在令人头疼!从解放到文革前,在那十七年里,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我的荣誉奖状那么多,我解决了那么多的技术难题,我为国家节省了那么多的钱,如今,火车依旧奔驰在我设计的桥梁上,机车依然狂饮我设计修建的水塔水 ... ... 而我,却连路籍都没有了!伤心呀, 伤透了心呀!如果我去了台湾,情况就不同了,那也是中国的领土啊,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是国民党给我的书面通知要我去台湾报到,机票航班都是他们安排的。咳,一步走错就步步错呀!如果去了,今天就不会生病了还躺在这农村的土炕上了,你也不会在这里挑水拾柴的,上学还那么远,哦,上学可能会更远,我一定会送你们几个兄妹去美国读书的,一定的!” 父亲挥了一下自信的拳头。
说到这儿,母亲过来了,看到父亲的情绪有点激动,就劝父亲:“咳,后悔药没的地方买,随遇而安吧!共产党没让你坐大牢,还给你自由与家人在一起,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啦。比起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同学,老同事,还有那些从50年代初开始就当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以及自杀的老邻居,公安处的江处长,宣传部的刘部长,才女彭老师 等等,我们躲在这‘世外桃源’可能还安全些呢!”
难怪父亲说认识母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母亲从来就不会埋怨,说出的话总是让人感到温暖。母亲又接着说:
“共产党对你还是不薄的,你看:给你高薪,只有高级技术专家才配给的薪水;出差都是软卧和高级宾馆,烟雨楼都住过好几次吧?”
(图片来自网络)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
走出阴影 ( 十 六 )父亲带着遗憾走了
刚刚入秋,天气依然很热。
那天早上,我吃过早饭,刚要背着书包去上学,父亲叫住了我说:“今天不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告诉姐姐也不要去干活,我想你们都在我身边说说话。”
这之前,我就提出不去上学多陪陪父亲,可是父亲不同意,不想让我耽误课程。今天父亲主动提出让我在家,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有预感了。
父亲要我们把他挪到炕边横躺着,然后用枕头和褥子给他围成马蹄形。父亲说“我想好好看着你们,这么多年光顾着工作,老是出差,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啦”!
(写到此处,那情景再一次出现在眼前,我控制不住感情,放生痛哭起来)
父亲告诉母亲:“我今天想吃鸡蛋羹,给我做一小碗吧。”
父亲已经好几天连水都喝不进去了,这些天一直是李大夫每天来打点滴维持呢,怎么会突然想吃鸡蛋羹,能吃下去吗?母亲边做边意识到这并不是好的征兆。
我们坐在父亲身边,母亲用小调羹只在尖上盛一点点的鸡蛋羹,轻轻地放在嘴边吹凉,然后送到父亲的嘴里,姐姐像往日一样给父亲按摩,我拿着毛巾擦干净残留在父亲嘴边的蛋羹。就这样,父亲居然吃了小半碗!
父亲的情绪开始有点兴奋,似乎还很激动。可能是这点蛋羹很给力吧。父亲拉起母亲的手看了看说:“这曾经是一双纤纤玉手,细润光滑,弹琴画画,写字绣花,如今却变成了一双饱经沧桑,风雨侵蚀的手!瞧你这一道道小口子,为什么不抹点手油呢?你让我好心疼好心疼!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遭受这份苦!”父亲说着捧起母亲的手贴在脸上,他那十分瘦弱的身躯随着抽抽泣泣的呜咽而微微的抖动着。
母亲立刻接过了话说:“别这么说,我没觉得苦,也不在乎苦,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都是甜!
我感谢你给了我最幸福最甜蜜的婚姻,还有那二十五年前,那终生难忘的世纪婚礼 ......”
母亲那留着两行泪水的脸上闪过一丝美好的回忆。是呀,那是国民党刚刚接收东北,那场轰动全城的隆重婚礼,堪称“世纪婚礼”。那张文革初期我帮母亲烧毁的报纸上,一辆黑色的轿车前,母亲身着白色婚纱,手捧一束鲜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苗条的身材,温文尔雅的气质,潇洒自然的举止;而父亲则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庄重典雅,帅气极了,好一派绅士风度!铁路局长是证婚人,东北接收大员致辞(解放时被共产党枪毙,为了给父亲增加一个罪状,非要说接收大员是证婚人),国民党高官,当地政府的要员前来祝贺,长春铁路科室人员放假一天。
父亲吃力的抬起他那颤抖的手替母亲擦了擦面瑕的泪水:“来世我们还做夫妻”!母亲不停的点头含泪回答:“一定的,一定的!与君恩爱未了情,残梦残留来世缘!”
父亲用他那仅有的力气攥住母亲的手说“来世无悔再一生!”
我的父母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从没吵过架,从没红过脸。母亲非常有修养,知书达理,父亲是淑人君子,非常尊重母亲,二十五年夫妻情,此时正是: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父亲看着姐姐和我说“来,把我们的手放在一起,来世我们还是一家人,你们两个还做我的女儿,我最爱的女儿,你们是我手心里的珍珠,还有你们的哥哥,他是那么的优秀,才貌双全,大好年华却下乡务农。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对不起了,我的好孩子,我不能再照顾你们啦!”
姐姐已经泪如雨下,又怕让父亲看见,马上跑到厨房抹眼泪去了。父亲对我说:“无论将来做什么,即使街边卖豆腐,也要自学大学毕业,有学识才不枉为人生!”我拼命的点着头。父亲又说:“记住,一定要远离政治,将来有机会逃出这个国家,永远不要回来!” 我告诉父亲:“爸爸,放心吧,您国外同学朋友的名字我都记住了!”
父亲看着我,满意的笑了。然后,把头稍转了一下,面朝天棚,就这样,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天棚 ... ...
我们母女三人都已经涕泪俱下,哀伤不已,母亲轻轻地为父亲抹(读ma)下双眼,父亲立刻又睁开,母亲又抹下,父亲又睁开,三试三睁!父亲这是不想走呀!我和姐姐轻轻地呼唤着:“爸爸,您不想走就不要走,回来吧!如果您一定要走就安心的走,不要挂念我们!”可无论如何,父亲就是不合双目。母亲让我去邻居家请孙婶过来。
孙婶轻轻地在父亲的耳边聊了起来:“你呀,不瞑目的原因:一是,放心不下你的妻儿;二是,你太冤呀,德才兼备的好人,遭此迫害!但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良善之人,神必佑;陷害好人,神不许!善有善报,必兑现;为期不远,别着急!要走,你就安心的走吧,我们都是好邻居,会照顾她们娘仨的,你平反的时候一定给你捎个信儿!听话,放心的上路吧!”
孙婶说完,轻轻地抹下父亲的双眼,父亲就这样永远的合上了... ...
一个曾经是幸福美满的五口之家,至此,家破父亡!
走出阴影 ( 十 七 )为父亲送行
亲人离去会有预感,这是真的!我们正和孙婶商量派人去公社的邮局发电报通知哥哥速回,哥哥就推开门进屋了。哥哥说,早上很早就开始闹心,就想回家,必须得回,不回不行,于是就请假做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回来了。
第二天,老八路从十里之外拉回来了棺材。
父亲非常爱干净,我们给父亲的身子用酒擦洗的干干净净,穿上铁路的路服。父亲虽然失去了路籍,但是,在我们的心里,父亲的一生一世都交给了铁路的建设:生是铁路人,死是铁路魂!
第三天,父亲的灵柩设在房前的院子里。老八路派一部分人去了坟地挖下葬的墓坑,带着另一部分人举行出殡的仪式,都是队里的中青年人和宋大哥他们几位老高三知青,因为路远,所以要年轻力壮的人轮流抬棺。
农村出殡的风俗我们既不懂也不迷信,既然是老八路主持出殡仪式,那就全听他的指挥。哥哥姐姐和我都在腰上系条白腰带,头上系条白头带,表示孝意和哀悼。
仪式刚要开始,大队的通讯员来了,说是刚刚接到公社的通知:不可以为历史反革命,特务,人民的敌人举办正常的仪式,不可以用人抬,只能用马车送往墓地。
母亲气愤了,我们兄妹们也气愤了,老八路和来送葬的社员们都气愤了:苍天呀!大地呀!这是何等的对逝者人格尊严的侮辱和践踏!你们践踏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一个中心耿耿为中国铁路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的人!
那些靠打砸抢上台的造反派,恨知识分子恨的咬牙切齿:活着,让你遭受无尽的摧残,因为你是正直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死了,也不让你死的安心,因为我要行使当造反派抢夺来的权利!
我一肚子的气愤加悲愤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极限。然而,想哭,却欲哭无泪;想喊,却欲喊无声,我此时的心灵已被扭曲,我用愤怒的眼光瞪着那些来看热闹的无辜孩子们。
老八路决定,不能按正常的传统程序进行,但是最基本的不能不做。公社要批评找麻烦就来找我好了!盖好棺后,开始钉棺盖的钉子。老八路让哥哥跪在棺前,当钉钉子的时候大声的喊,告诉父亲往相反的方向躲钉:爸爸,往东躲脑钉;爸爸,往西躲脑钉;爸爸,他们要在您脚那边钉了,请您往东躲脚钉;爸爸,请您往西躲脚钉。
老八路赶着马车拉着父亲颠簸了一路,不,其实根本就没有路,那是在空旷的大地里,垄沟垄台的那里有路!母亲边跟着马车走边哭诉:“这怎么能受得了,人在里面要颠簸的翻个呀!” 尽管老八路努力的把马车控制在最低的颠簸程度,可是这农田地由不得马车!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到了一个不大的水塘边,先去的那几位壮劳力已经挖好了深深的墓穴,最底下已经渗出水了。这是父亲提出来的,一辈子架桥建水塔都是和水打交道,希望能水葬或者葬在水边。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年代,“无产阶级”破四旧,立四新,没有人敢做墓碑,也不可能给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树碑立传。大地里所有的旧坟都平了种地了,新的坟都是在边角荒芜的地方。队里给父亲这块坟地是属于可耕田地,是老八路和他的队长儿子对知识分子的敬重,所以只有父亲孤零零的一座坟。
(图片来自网络)下葬时的场面就是这样的,挖的比这个深,紧挨着水塘
埋葬了父亲,老八路带着大家先回去吃饭,孙婶和知青侯大姐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饭菜,感谢他们的同情和帮助!母亲和我们三兄妹留下多陪一会父亲。
母亲伸手试探了一下池塘的水温,非常心疼难受的哭着说:“初秋的水很凉,躺在下面多冷呀!”
是呀,在这日渐缺失温婉的秋天,我们送走了我们的至爱亲人。这至深至死的悲伤,给我们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更让我们遗憾终生:我们还没有能力用自己赚的人生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您一瓶酒,一个生日蛋糕!更不能让您享受到天伦之乐:亲人已仙游,未聚儿孙楼。游魂千里奏,如何思量愁。
亲爱的父亲:您的身躯即将与大地融为一体,不再有任何痛苦;您的灵魂也将在一片阳光下游离飞翔,快乐的飞往天堂。您放心的飞吧,带着我们的爱从容的飞吧!天堂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没有反人类的造反派!因为天堂绝对不收作恶多端的罪人!
亲爱的父亲:虽然没能给您立下墓碑,写上纪念的碑文,但是,不是有这样的话吗:有的人死了,依然活着...... 。在这中华大地上的铁路大动脉,有您亲手架的铁路桥梁,那每一座桥梁都是最有实用意义的纪念桥;还有您修建的每一尊水塔,都是留给后人可以继续享用的纪念塔!
亲爱的父亲:您放心的飞吧,您的冤我们一定会伸!那些不务正业,没有业务本事,但灵魂丑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靠陷害好人掌权的恶棍,一定会受到历史的严正审判!您的冤案一定会平反昭雪!
亲爱的父亲:您放心的飞吧,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我们知道如何做人,做好人,做有知识有文化的正直善良的人。
亲爱的父亲:您放心的飞吧,我们会照顾好母亲,我们都是您懂事的儿女,不会让母亲为我们操心的!
亲爱的父亲:您放心的飞吧,到了天堂,架一座信息传递桥梁,把人间与天堂连接以来,我们会及时传递给您人间变化的所有信息!
走出阴影 ( 十 八 ) 母亲的初次上访
送走父亲的第三天,一个爆炸性新闻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写进党章里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央军委副主席,“敬爱”的林彪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组建了“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71年9月13日,带领家人仓皇出逃,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暴尸于异国荒野。
父亲真是有先见之明,自从林彪举着毛主席语录小红本紧紧地跟在毛的身边身后,父亲就说林彪搞这一套都是假的,不是与毛一条心,并断定早晚会出事。只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如果再早几天,或者父亲晚走几天带着这个喜讯那该多好,非常遗憾!母亲立刻写了一张字条在父亲的坟前边烧边告知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母亲擦干了眼泪,写好了上访信,一式三份,借着“林彪事件”的东风,只身去父亲的原单位面见上访办公室的领导张主任,就是父亲提过的那个人,要求落实政策。
母亲走进设计处大楼直奔上访办公室,敲开了门。张主任正在整理档案柜里的材料,立刻打了个招呼,问明来意请母亲坐下。此人正是上访办公室的张主任。其人十分瘦小,面色苍白,似乎有些弱不禁风的病态,身着一套洗的发白的旧军装,听说他是因病在文革前从部队转业的。
“哎呀,真是没想到, 这么快人就走了,节哀顺变吧!” 张主任边说边给母亲到了一杯热水。就在母亲接过水杯看着他说谢的那一霎那,感觉到他眼镜后的那对儿眼睛真可谓是一对儿典型的小三角眼,尽管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是,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最容易泄漏并出卖人的内心的,面相学上常说:眼正心正,眼善心善,眼恶心恶 ,眼斜心斜。想到此,母亲的心理咯噔一下 ......
“你是来问落实政策的事吧?我一直都在催促呢,讨论过,但还没有通过呢。不过,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再争取,再去说服其他的领导尽快的讨论,早日通过。我是十分同情你的情况的,交给我来办理,你就放心吧,来一次也不容易,就不用来回跑了,只要一有消息,我一定马上通知你!你丈夫的落实政策上访材料在我手里可是重中之重!”。张主任说到最后一句时“神秘兮兮”地用一只手卷成喇叭状遮住嘴边并向前探一点身子对母亲小声的说。可能是表示对父亲的案子特殊关照吧?其实办公室里并没有其他人。
母亲对张主任的“热情”深表感谢,把准备好的上访信交给了张主任一份,请他转交给革委会。母亲表示要去找找其他领导谈谈或许会有帮助,而张主任却极力反对,担心搞不好会弄巧成拙,不如他去与其他的领导交涉会更有份量。就这样,张主任一直把母亲送出大楼的门口,望着母亲过了马路离去。
母亲对这个其貌不扬但很会说话的张主任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其他的领导?为什么对我那么热情?我是上访,不是探亲访友,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母亲的直觉告诉她:此人面孔后面的某些内在品质值得怀疑!
母亲到铁路局对面的公园里小坐一会,调整了一下情绪,打定主意,又返回了设计处大楼,径直上楼找到了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
不见不知道,革委会主任对父亲的上访信一无所知。原来张主任扣留了父亲的全部上访材料,从来就没有拿出来在处革委会上讨论过!母亲非常气愤,张主任那张狡猾,虚假的面孔立刻出现在母亲的眼前:丑陋的像个奸臣,眼镜后的三角眼睛小而阴暗,表面上很热情,问暖倒茶的,实际上是那么狡诈和冷酷的人。幸亏多长个心眼准备了几份的上访信,母亲马上拿出来直接交给了这个一把手。这位革委会主任虽然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但也没逃过文革造反派的迫害,两年前从牛棚被解放出来作为三结合的干部调任到这个官位。母亲交给他上访信的同时,重申上访信里的几句:是五七干校自作主张先把父亲开除并遣送下放到农村,然后才上报给上级的,完全不符合程序,这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先斩后奏!母亲严肃的指出当初开除路籍的处理完全是一个错误决定,是迫害知识分子,歪曲了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给予落实政策。
从这以后,母亲每个月都去一次,而且一定要见到一把手,催促他们尽快的讨论,纠正林彪的“错误”并肃清其“流毒”影响,早日落实党的政策。
自从下放以来,家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处处都需用钱:盖房子贴补一部分钱;母亲住院手术花了一些钱;父亲生病用了一些钱;平时的生活费柴米油盐的也花了不少。下乡时带去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家里经济情况已经见底。母亲每月上访所需的费用都不够了,只能住在陈姨家,母亲的好姐妹儿,我们家的恩人,吃住全包!当时的火车票还不到2.00元,为了节省费用,母亲连车票都不敢买,好在母亲曾经也是老铁路的白领,车长、乘务员和站里的工作人员许多都是老同事的孩子或邻居的孩子,再加上母亲的气质和美丽,一看就是铁路女干部,就是不认识也不会拦住查票的。
年底,哥哥的知青点发来个电报传来个好消息:速回办理招工回城手续!
这是怎么回事儿?哥哥刚回来探家没两天,回城的名额只有一个,大队要求知青们按劳动表现排名次。这个名额就是给排在第一名的。我哥知道自己会排到最后一名,倒数第一,所以干脆放弃没必要参加评选就请假回家了,反正是冬季队里也没有活儿。哥哥的知青点都是同班的同学一起下乡的,大家相处的如同兄弟姐妹。按照在生产队里的劳动表现,那是无论如何也轮不上哥哥的,我们家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不得不经常请假回家,所以哥哥的出勤率是最低的。而同学们一致认为,当时我家是最困难的,父亲悲惨离世,我们家里无一人有工作,所以,哥哥的同学们一致同意把这个名额给我哥哥,等哥哥回城后他们再按照劳动表现排名次。他们说:第一,我们是好同学,好哥们儿(有的从小学就在一起),他现在需要帮助,而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帮;二是报答我母亲对他们的关照。
哥哥和他的这些同学真的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战友”加兄弟。那还是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初的时候,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走出学校重走红色革命之路,高唱红色革命之歌,专访红色革命之地,瞻仰红色革命烈士之墓,来一次长征大串联。
(报纸来自网络)
我哥和他的同学们也同样学习前辈老红军长征,只有徒步走着去,才算的上是忠于毛主席。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穿上了解放鞋,腿上缠着和红军一样的腿绷带:过雪山,住山洞,淌冰河水,穿过坟圈子,不但要勇敢地对付鬼魂还要与野兽做斗争,身上背的只有干馒头和咸菜吃。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的来到了北京。进京的时候,各个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与出发时的小帅哥形象成了鲜明的对比。哥哥说,到了北京后,洗澡,理发,大吃一顿。回来的时候谁都不肯徒走一步了,一路做火车唱着歌回到的家。
后排左二是我哥哥
说起母亲的关照,那是文革前那几年,物资贫乏,家里人口多的,能吃饱就已经很万幸了,尤其是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许多吃不饱的,那些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更是一种奢望。我们家经济条件好,离我家近的同学(小学和初中时期)和哥哥是一个课外学习小组的,常到我家一起学习写作业。母亲很喜欢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各个都是小才子,而且很懂礼貌也很懂事儿。他们的学校是最好的重点中学(校长的女儿后来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都是各个小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的。母亲总是买很多的零食和水果分给他们,有的舍不得吃就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吃,有时给他们做包子和饼之类的面食吃。母亲说:这些优秀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看他们吃的香我心里高兴!谁知,这一点点的滴水之恩,可他们却要涌泉相报!
哥哥是班长,同学有困难就想方设法的帮助。有一次,哥哥领回一个生活极度困难的孤儿同学,哥哥把他写的诗读给母亲,母亲十分惊讶,他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太有文学天才了!从此,我家就多了一个才子大哥,他比我哥哥大半岁,我和姐姐直呼他“大哥”。母亲给了他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直到他在文革前一年参军才离开我们。高考恢复后,大哥考上了中央党校的首批博士生,几乎每年都回去看望我的母亲。--- 今日的百度百科是这么介绍大哥的:中国著名民主理论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生,辽宁人,原任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央直接联系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学科组成员。主要承担中央党校主体班次的《社会主义民主》、《西方民主思潮》等题目的教学。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承担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法哲学研究》等课程。
哥哥的热心肠和母亲的善良深深地感动了同学们,所以才有了知青点发来的电报。
哥哥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知青点中以倒数第一的名次第一个回城工作的。其他的同学都是一年后才陆续回城的,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嫁给了当地的老乡,生了三个孩子,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哥哥组织了同学聚会并一起回去看望她,实际情况真是目不忍睹,穷的响叮当。好在同学们都在各行各业干得不错,总算把她和家人办回了城里:公安局的同学办理一家人的户口;劳动局的同学帮着解决工作;房产局的同学负责安排住房;教育局的同学给孩子们安排学校。总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哥哥回城后在铁路工作,离父亲的原单位很近,也就有机会陪母亲常去上访了。
不久,也就是1972年的三月,母亲去单位询问落实政策的结果时,听到了好消息,父亲的问题有了新的结论:反动技术权威、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不论处;恢复路籍。并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这真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父亲的路籍恢复了!
至于其它的说法,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说不清先不管它了;而“反动技术权威”这个罪名是褒义还是贬义呢?何谓技术权威?顾名思义:权威可以最简单地定义为“正当的权力”,而这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发挥此影响的权力;换句话说:当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愿景能够激励他人,从而形成其权力基础,产生魅力权威;用白话说:知识和技术水平及能力高于同行的其他人,出类拔萃,另人服气且敬佩。那么,加上定语“反动”呢?这是一个非常适应当时形势的罪名,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精神病的语言大泛滥,那时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说,只要是搞社会主义,哪怕不收获庄稼,或者庄稼地里长满草,不仅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是革命的,无罪。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能收获粮食,也不乐意,宁肯不要粮食。同理,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设计蓝图的知识分子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反动”的,当然有罪!但是,有谁不想自己的国家好呢?!凡是心里正常的人都会理解成为“反动技术权威”是一个光荣的称号,越反动越说明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越大!新中国十七年的建设,这些“反动技术权威”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父亲是其中之一“受之无愧”的“反动技术权威”,这是父亲的荣誉,为父亲自豪,是光荣的“罪”名!
而“历史反革命不论处”是如何解释呢?“历史”指的是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的历史。那么“反革命”是反对谁革命呢?满洲国时,如果你的生活来源是为满洲政府工作而得来的,那就是等于支持那个政府,那你就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政府执政时,你不去拿起武器反对这个政府,却找份工作干活赚钱养家糊口,这对于那些组织起来造反、抗议执政党而夺取政权的革命者来说,你就是一个反革命;既然是历史反革命,为何又注明“不论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尽管是历史反革命,但是我们不把你当历史反革命看待。换句话说:尽管你是个大坏蛋,但我们不把你当成坏蛋,言外之意那就是当成好人啦?以此类推:尽管你是革命者,但不把你当成革命者;尽管你是领导但不把你当成领导;尽管你是中国人但不把你当成中国人;尽管你是 ... ...;再有一个解释就是历史反革命但是不戴帽,那时有戴帽和摘帽的说法,这是不是与同命相连的受迫害的摘帽右派异曲同工呢?反正,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母亲的第一步努力成功了!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工资被降低到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依照相关的规定,按最低生活费的标准补发了遣送到农村后至去世前的工资,抚恤金,丧葬费,合计两千六百多(大约);对于文革初期抄家的部分财产折合成现金还给家属:金元宝每个88元(天津的,比北京的纯),银元宝(不记得),金条(不记得),大洋每个一元(十斤装的面袋满满一袋),合计三千多元;德国照相机以及一些其它的东西归还给了母亲。
但是,还有十几个金戒指却不翼而飞了!那些戒指是母亲年轻时,每个月发薪水的那天,都要去首饰店买戒指,相当于去银行存钱。店里的人都认识母亲,每当有新的款式都会留给母亲,到长春解放前,母亲用女人装香粉的小圆盒攒了一盒半的戒指。兵临城下,长春围困时,一大家子六口,父母带着我的姥姥,姑姑、姑父和小叔逃离时被困在城边,就是用戒指换干粮才活了下来。开始的时侯,一个戒指能换八个玉米饼子,到后来只换两三个。共产党松卡子后,一家人成功逃到了北平,剩下的十几个戒指就一直保留了。文革时明明是抄家拿走了,但是他们的清单上却没有做任何登记,漏记了?哪儿去了呢???
没有就没有了吧,本来也没期望这些东西会还回来,丢失的东西太多了,健康以至于生命都失去了,还在乎这几个戒指吗!能还多少就收着吧,即使一分不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应该算是偏得了,还要谢谢党的政策呢!
母亲提出是否可以归还原物,不必折合成现金?回答是十分否定的:这些金银都是你们在旧社会欺诈剥削劳动人民的的血汗得来了,我们已经全部上缴给了国库,本应该没收,这是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你们兑换成现金,你们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才对,还提什么要求?!
其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金银都是父亲在解放前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加辛勤的脑力劳动赚来的。虽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年代,但也是在中国的国土上,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人人都可以享用父亲的劳动成果。道理很简单,好比农民辛苦种的粮食,城里人不都是吃的很香吗?!不管哪个党执政,百姓都要干活,以脑力或者体力的劳动方式,赚钱养家糊口。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党执政,旧社会就是欺诈剥削人民的反革命,这是什么道理?父亲赚的钱,一分一厘都是干干净净,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良心!
母亲收好了钱和物,一部分存到市里的人民银行,一部分带回乡下存进了公社所在地的银行。
这只是漫长上访路的开始,首战告捷,还要继续,继续伸冤,直到彻底平反昭雪,以告慰在天堂的父亲!
走出阴影 ( 十九 )家庭信贷社
母亲回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父亲的单位派了两个人来了。他们先到公社提交了一份给我父亲落实政策的证明信,父亲虽然已经过世但恢复了路籍,家属虽然还在农村但仍然是铁路家属,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公社的干部们马上就会对我们高一眼看待。离开公社后又来到我们大队做了同样的落实政策通知。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我们非常感谢。但是他们的话太多了一点,把补发工资和退财产的事情也说了出来,这并不在落实政策的证明信里,也没有必要宣传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这下子,大队的领导们全都知道我们家是全屯子里最有钱的啦!
七十年代初的东北农村是非常贫穷和落后的,人们吃饱饭的问题还没能完全解决,更谈不上添加任何机械化设备用于农业生产。我们那里是大平原,土地和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仅次于北大荒的黑土地,而且气候比较好,一年四季分明,大旱大涝的灾年极少发生。每当开春的耕地时节,牛是最忙的,牛少地多,牛的工作效率低,一头牛一大天只能犁三亩地,无论社员们有多急,牛永远都是悠哉悠哉的一个节奏。牛还有犟脾气,过份的打骂也会生气,惹急了,也会罢工的,所以要哄着来。春耕的时节可是不等人的,为了抢时间,经常是两三个社员在肩头上扛着绳子效仿牛拉犁杖耕地。
(图片来自网络)老牛犁地
在“全党大办农业机械化”的号召下,我们的公社也有个拖拉机站供各大队租用。拖拉机耕作比牛耕田有几个好处:一是效率高,一台拖拉机可顶替40、50头牛;二是成本低,柴油不贵,节省劳动力的费用足以用来租拖拉机;三是能增产;拖拉机耕地要比牛耕得深,使土壤深层的肥力得到发挥,可大大增加天然肥效,获得增产。拖拉机耕作的好处是很多的,因此是深受农民欢迎的,也使拖拉机的普及得到了发展。
我们大队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公社的拖拉机不够用,全公社有二十几个大队,每年到春耕时节,各大队都要租用,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常常把大、小队领导们等的心急火燎的。那年头,百姓的吃穿用和集体的生产资料等一切物质是国家统购统销,拖拉机都是由省里统一往下调配,个体农户根本就不可能买,有钱也卖不到,是社会主义经济,更何况那时有谁会有那么多钱呢?大队想买也是凭票才能买到的,而且想搞到一张票也是十分难的。
有的时候真就是无巧不成书。父亲单位来的人刚走没几天,大队接到公社的电话:有一张东方红牌拖拉机购买票,如果要就给你们大队,不要马上就给别的大队,给你们三天时间回话。
这对于大队领导来说是一个日思夜想的好消息,自己能有台拖拉机,全大队的各个小队都可以使用,这不仅解决了春耕的问题,而且运输秋收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了,好事儿,好事儿呀!
可是,钱从何来?怎么能凑到这么多钱呢?大队的几位领导立刻开会讨论,大队会计出谋划策:把大队所有的钱全部拿出,再向各个小队集资。紧接着,大队部的高音喇叭传出了:“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小队请注意,各小队请注意,请各小队队长和会计马上到大队部参加紧急会议!”
我们大队有八个小队,穷富不均,穷的小队拿出几十元钱都挺难的,富的小队可以拿出几百以致上千。大、小队尽了最大的努力倾囊而出,可集资结果还是差三千元!
几位大队领导的眼光不约而同的碰到了一块,他们会意的点了点头,似乎很有把握,这张拖拉机票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啦!大队长宣布各回各队取钱尽快送来。
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一行三人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母亲有些受宠若惊,不知何事烦劳三位最高领导登门造访?母亲的心理像揣个小兔子似的砰砰砰的直跳。
进屋做好后,书记给大队长一个暗示,大队长先说了:“是这样的,咱就开门见山,直说吧: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拖拉机购买票,也刚给各队开完集资会议,只是还差三千元钱,你也知道,如果大队能拥有一台自己的拖拉机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很清楚不应该向你张这个口,这是孩子的父亲用命换来的钱,可是我们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才出此下策。不过,我们三位大队干部,以大队党支部的名义保证,以我们的人格担保,好借好还,保证秋收时按照银行的年最高定期利息一分不少的归还,我们会在借条上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都签上,请放心,我们也会承担法律责任的。”
三位大队领导都是文革前本县的中学毕业生,在我们这里文化水平是最高的了。不仅仅如此,三位领导的人品非常好,正直善良,非常有威信,屯子里的男女老幼都很尊重他们。父亲在世时,本应该监督劳动改造,但他们从没有按照黑五类对待。大队长曾经对我的父母说过:这要是在过去(指文革前)就是县长也请不到你们呀!
母亲感到十分的突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三千元,在那个时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我 ... ..., 让我想想”。
大队长马上说: “当然当然,能不能尽快给我们个信儿,以便我们回复公社?”
母亲的反应是非常快的,忙说:“不,不,我是想,钱不在我手上,我要去公社的信用银行取钱,可是我担心我一个女人拿这么多的钱不安全。我是非常信得过你们三位领导的,能给大队帮上一点忙,解决燃眉之急,我想,孩子的父亲也会高兴的。”
会计马上说:“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取出钱后直接送去公社,不用担心!”
三位领导的目光又聚在了一起,那是一种坚信,一种兴奋,还带着一种感激。会计拿出大队的公函纸,写好了借据,一式两份,每个人都签了名。
起身告别时,三位领导与母亲一一握手,那种道谢是真诚的,大队长说:“这是我们大队,我们屯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台拖拉机,有你们一家的功劳,我们三位代表全大队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一家,我们会写进我们大队的历史档案里。”
第二天,大队派马车,会计带着集资款和母亲奔向公社信用银行,取出钱,直接到公社交了拖拉机款。
农村的事情哪里瞒的住,会计一回到大队部,高音喇叭就响了:向全体社员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还要感谢下放户老王家的 ......
几天后,乡亲们早早就在村口那里等候,准备欢天喜地的迎娶“铁牛”,不对,是迎接,我的意思说迎接拖拉机进村比屯子里办喜事娶媳妇还热闹。乡亲们把拖拉机亲切的称呼“铁牛”。人们两眼望穿的盼着“铁牛”的出现。霎时间,孩子们蹦着高喊着叫着,大人们挥舞着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台崭新的、鲜红的、披挂着大红花的东方红牌拖拉机开进了村口!
新“娘子”,不对,是“铁牛”大大方方的绕全屯子各个街道一周。经过我家时,小孩子们立刻抢先跑到我家来报信儿:“快出来看呀,你家帮着买的‘铁牛’开过来了!”
这一天真的是全大队男女老幼最高兴的一天,比过年热闹多了!
(图片来自网络)我们大队买回的拖拉机是红色的,前面系了一朵大红花进的村
事情过后,母亲对我们说:借钱给大队,其一,相信这三位大队干部,他们的人品令人尊重和信任,他们是好人;其二,退一步说,即使大队没钱还也不至于让我们母女三人挨饿;其三,再退一步说,我们不知道要在乡下生活多久,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一转眼就到了秋收时节。还是那三个人: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带着三千元钱加上利息来到了我家,一分不少,全部还给了母亲。
从此,我家就成了大队的“信用贷款社”,算不算文革时的首家个体“信用社”呢?每年春耕时买种子,买化肥的钱不够,或者大队临时大事小事资金周转不开时,大队的三位领导,都会同时来找我母亲办理借贷手续,直到我母亲搬回城里。
我们所在的小队很穷,但是从来没有向母亲借过钱,我们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大队领导有令,严禁任何小队找我母亲借钱,有需要者,必须经过大队,以大队的名义向我母亲借钱,这是为了信誉。可见,当时当地的老乡是多么的淳朴!
走出阴影 ( 二十 ) 二次落实政策
母亲每天都要听新闻看报纸,时时关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趋势与动向。
到了1973年的时候,也就是文革第二个阶段的末期,火药味略有一点点淡了。邓小平复出,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同年八月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出任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个阶段的资产阶级意识有所抬头,城市里的许多人开始打沙发做家具,有舒服过日子的倾向;年轻人开始传抄“地下”文学,如爱情小说“第二次握手”;中国现代悬疑小说“梅花档案”等。这些我都抄过,也传给别人看过,还绘声绘色的给同学们讲过。这就是所谓的“复辟倒退、右倾回潮”时期。
母亲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带着准备好的上访信重返父亲的单位要求再次落实政策。每隔二、三个月回去问问情况,催促一下。
毛泽东为防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孔反法”,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赞同“尊君与集权” 的法家思想。于是,在1974年初,借江青一伙与邓小平之间越演愈烈的争夺权利的矛盾,由江青一伙出面,经过密谋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城乡开展起来。
在我们农村,饭都吃不饱的农民,年纪大一点的老农民依然还穿着大襟袄、缅裆裤从没进过学堂,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算听说过孔子的大名,也搞不懂他是什么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更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思想,历史朝代是如何分的,春秋末期是哪个历史阶段?一年四季为啥只说春秋两季?两季还不全,只是末期?每当生产队里开大会,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忆苦思甜的时候,许多老社员都是回忆的困难时期,年轻人给他们更正的时候,请他们讲讲给地主扛活的时候所受的苦难,他们的脸上往往会放着光彩兴奋地说:那时候给东家干活,高粱米水饭,巴掌大的豆腐可够!他们根本就分不清新社会和旧社会。
(图片来自网络)大襟袄 / 缅裆裤
如今,毛主席要我们批林批孔,这林彪和孔老二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批判林彪要联系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反正,懂不懂都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读报纸,大家听着就行了!当时批判运动的口号是:批林必批孔,斩草要除根!这前半句搞不懂没关系,可后半句,咱老农民可不含糊,斩草要除根绝对是内行,那锋利的锄头,长长的锄头把,一锄头铲下去,保证连草带根彻底清除,绝对不会留下残根再长出来!
(图片来自网络)穿越时空隧道的古今名人
批判林秃子,打倒孔老二,斩草必除根的运动就这样在我们那里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年底的时候,历时一年多的二次落实政策有了结果,重新定案为: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不论处;薪水按照最低工程师级别的工资(相当于大学生由助理转为正式工程师后的工资,七十多元)。撤销了愚蠢而又荒唐的“反动技术权威”的罪名。
母亲把补发的整数部分存到了市里的人民银行,这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第二笔钱,剩下的一点零头买了很多吃的用的回来分给了邻里。
这只是进一步的落实政策而已,还远远没有结束,母亲还要回城,还要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落实政策,只不过要一步一步来。母亲十分清楚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回城是很难的,要等适当的时机再去上访。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75年,毛泽东又发动了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这更让生活困苦加精神空虚的农民们摸不着头脑,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其实,批我们八百多年前的老祖宗只是因为毛泽东要保全自己的绝对权力:“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投降派”。毛泽东怀疑当时的党内存在走资派和投降派,他们不按照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走,继续革命,而是搞修正主义,不要阶级斗争,大有复辟的危险和可能性。批的是宋江,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影射的是周恩来,连带着邓小平。这就是江青一伙批“水浒传”的政治目的。毛泽东说:水浒传是为投降派歌功颂德的作品,所以要批判他们的“天道不可违”,要大力提倡“与天斗,其乐无穷”!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即使有少数人知道或猜到也不敢说是指的周公和小平。
我们这里的农村人是越来越糊涂了,批林批孔足足批了有大半年,都没搞清林彪和孔子的关系,现在又来了个宋江。孩子们知道宋江是从小人书里看到的,有文化的人知道宋江是读了“水浒传”小说,那年头乡下没有收音机,农民听不到讲“水浒”的评书,那些年岁大的没文化的社员就懵了,这宋江又是何许人也?有人问队长:“他是中央的什么大官?管咱农村的事儿不?”能讲明白的人原本就不多,可大队又下达通知,要各小队开会组织学习批判,还要发言表决心,确实是难为大家。我们的队长说“我自己都搞不明白为啥批宋江,与现实有什么联系,怎么给社员们讲,这纯粹是赶鸭子上架!”
(图片来自网络)穿越时空隧道的古今名人
于是,小队长就找到了我的母亲。
母亲通过收音机的新闻和报纸了解了批宋江的具体内容,所以轻轻松松的帮小队长先列了个大纲,再打个草稿。队长也读过两年初中,水浒的故事也知道的不少,一点就透。根据报纸上的批判内容: 为什么要重视《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梁山农民起义为什么遭受失败、投降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什么危害;如何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派的一系列教导,揭露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真面目等。母亲把宋江一些主要投降主义的言行一条条列出来,下面是针对每一条的批判,凡是他说的和做的,一定都是错的,再把林彪和刘少奇也连上,猛劲的批!就这样,小队长在小队的批判会上领着社员们批完了,代表小队去大队批判发言,然后又代表大队去公社批判发言,所到之处,他的批判发言受到一致的好评。
邓小平在这段主持工作期间为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行各业进行了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尽管发动了批林批孔和批宋江的两次运动,但邓小平还是解放了一批在文革第一阶段被打倒的走资派,并重返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父亲原单位的处长,我家下乡前的邻居高大爷,也是在这个时期回到了设计处官复原职,还是担任一把手。
机会来了,哥哥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母亲。刻不容缓,母亲马上就去了父亲的单位,先到上访办向张主任和他的手下打个招呼:我现在要求落实回城的政策,我要求尽快安排我回城!
所谓“上访办”实际上是“阻挡、推托、拦截上访人员的办公室”,到这里告状等于白告,他们所做的就是拦住你别再往上找领导告状,他们口里吐出来的那些话语诸如:一定向上级反映,尽快给你答复,放心吧,回去等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云云,都是骗人的,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母亲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只不过走个过场儿打个招呼报个到通知他们一声而已。
母亲刚转身出了上访办的门,正巧遇上高大爷从楼梯走下来,看到我母亲说:“哈哈,我‘高汉三’又回来啦”!高大爷永远都是个乐天派,他用这种自豪又特别的方式与母亲热情的打招呼。
“是呀,听说了,所以我就来啦,我也想回城呀”!母亲坚定的说。
“当然,当然!先搬回来,这个我说了算,然后在想办法解决户口,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给你找房子,你就回去打包准备搬家吧,一个月后我派大解放卡车去接你!”高大爷说话办事一向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的。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也没有什么开会讨论之类的事儿,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吗!母亲离开了单位,当天就做火车返回了家。
走出阴影 ( 二 十 一 )母亲告别邻里
母亲回来后开始准备搬家回城。
无论在哪里住久了,都会对周围的人和物产生感情。六年多,将近七年的农村生活,母亲和邻里们相处的非常和睦。
告别的第一家就是下火车后认识的第一个人 老八路。在乡下这些年,一直都得到老八路和他的家人的关照。老八路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八路军的马车运输队的车老把,运送军需物资和拉战场上的尸体。每次说起拉尸体的时候,老八路都是以非常遗憾的表情说:“中国人打中国人,血流成 河,尸积如山,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呀,一车车的尸体,横一排竖一排码的高高的,血肉模糊,分不清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兵,反正都是中国人,都拉回来一起埋了,亲兄弟互相残杀,这是何苦哇!”
老八路的老伴儿,我喊她朱大妈,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虽然从没有来过我家,但是她做的粘豆包我们可是年年吃,平时,有什么新鲜的好吃的也都会派老八路给我们送过来。
老八路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们的小队长,排行老二;小儿子是最小的,我们搬走时还在读初中。
排行老三的是二女儿,和我的姐姐是同龄,她俩是好朋友,一起从中学毕业,一起在队里干活,一起去赶集;老大是女儿,我叫她大姐。大姐是县化肥厂的化验员,属于国营企业,大姐夫也是在化肥厂工作,是车间的主任。大姐夫妇俩和我母亲很有缘份,相处的很好,每每回来探亲都会过来和我母亲聊聊天,问寒问暖,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的。县化肥厂的厂址就在我们的公社所在地,离我上学的中学很近,所以,我就成了大姐和她家人的信使和小件的快递员,当然,我家有什么从外地邮寄来的大件或者重的东西也放在她那里,有马车过去的时候顺便带回来。我经常下了学就去厂里找大姐,她的同事们一看到是我来了就立刻报告大姐:你妹妹来啦!听着很亲切,我也真把她当大姐看待,她也喜欢我这个小妹妹,多个姐姐关心和爱护对我是来说是高兴的事儿!
因为我常去老八路家,所以发现了一个秘密:朱大妈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信息灵通,屯子里的大事小情她全知道,而且是“垂帘听政”,在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
老八路家里的日子可以说是屯子里过的最好的啦。朱大妈非常的爱干净,去她的家里会给你一种非常爽的感觉:屋里是窗明几净,传统式的家具很考究,擦的亮亮的;炕稍上的炕琴应该是值钱的传统家具,颜色样式非常美观,做工也很精细;前后的菜园也是以大妈为主打理的整整齐齐,各种蔬菜都是按照季节种的,确保一家人能常年有新鲜或储存的蔬菜吃,在我们那里也是很难做到的。朱大妈虽然不直接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但直接下达“圣旨”,家人都尊重她,一家的生活精打细算,管理的井井有条。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在我们那里是屈指可数的。之所以能够“垂帘听政”,也是因为大妈的管理才能及其威信相当之高另全家人服气的。此外,他们全家人对我们的关照也都是奉大妈的旨而行事的!
和老八路一家相处的就像亲戚一样走动,即使老八路和老伴儿过世以后,我们家还与他们的晚辈有联系。
接着要告别的是我去挑水的大妈家。大妈家姓伍,听说是外来户,何时来到此地我没有考证。伍大妈一家所在的小队是我们大队里最富的,再加上有女儿的资助,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伍大妈也是那种特殊爱干净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眼就看出她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女!有人说她出生在大户有钱人家,七十岁多的人依然特别的爱打扮,细嫩的皮肤,匀称的身材,举止言谈都很有大家闺秀的风度,难怪我那么喜欢伍大妈,我们这一老一少还真的成了朋友。印象最深的是,伍大妈把几瓣鸡草花搅碎,再加一点白矾粉末,拌在一起,放在一种叶子上,将我的手指甲一个个包上,睡一宿觉,第二天就染成好看的红指甲了。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有时聊得开心,还笑的咯咯的。伍大妈是我的朋友当然也就成了我母亲的好邻居好朋友。
伍大妈的老伴,我喊他大伯,可能是有文化的人,我没有问过。但是我看见他闲来无事就写毛笔字,墙上也挂了许多他写的大字。
伍大妈的两个女儿都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而且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在身边的是最小的儿子,我们都叫他伍哥。那时的伍哥四十多岁了,依然单身,不是娶不起,而是高不成,低不就。
伍哥虽然是农村长大,但却完全有着城里人的思想。我们说他是农民里的“贵族”,有两个原因:一是单身贵族,二是小资贵族。伍哥不仅仅是心地善良,而且什么活都会干,心灵手巧,似乎有点清高,但举止言谈很有礼貌,是在屯子里很少见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文明人。伍哥在生活方式上也是与当地的老乡截然不同,他住的房间里完全是按照城里的模式布置的:他自己铺了个地板地;没有火抗,而是单人钢丝床,床上铺的是标准的城里人用的床单和枕头;有很多的书还有写字台;总之,他的房间找不到一点农家的迹象。
正因为伍哥爱读书,所以和我的哥哥成了朋友。哥哥虽然不经常回家,但是只要回来,一有时间就会去和伍哥借书,聊天。后来我们都回城了,哥哥每年去给父亲上坟时都是在伍哥家落脚,借工具,还要与伍哥一起喝点小酒。
伍大妈和老伴过世后,剩下伍哥一个人,于九十年代也去世了。那一年,哥哥回去给父亲上坟,像往年一样来到了伍哥家,眼前的一切哥哥惊呆了:那曾经干净整洁的房子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那曾经充满生命力的绿油油的菜园子荒芜了;那曾经是清泉一般的小轱辘井干枯了… … 触景生情,哥哥感叹地留下了热泪:多好的一家人,多美的农家小院,就这样,永远的失去了生命的迹象,留给我们的只有思念和回忆。
最近的左邻和右舍,左邻就没得说了,是下放户孙家,我们是同命相连。右舍,是后搬来的。男主人是我们屯子里的小学王老师,一家四口,两个孩子很可爱,大的女孩八岁,小的男孩六岁。小姐弟两个都是文文静静的,非常懂事,到底是老师的孩子,教育有方。王老师在我家的右侧盖了三间房,一家人欢欢喜喜的搬进了新房。这本来是幸福的一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老师病了,病的很重,不能再去学校教书,只好常年在家养病。小学老师是挣一等工分再加上国家每月给教师的五元钱津贴,这一病,工分没有了,那五元钱津贴根本就不够支持一家人的生活的,王婶也不得不去队里干活补贴家用。
母亲看到他们一家的困难,经常给他们一些粮食,帮着买些药品。每当母亲做特殊一点好吃的东西,都会小盆或者大碗的端一些过去给他们。
母亲回城后,哥哥每年去上坟时都去看望他们,给他们带去点白面和蛋糕之类的点心。几年以后,王老师先离世了,没过两年,王婶也跟着去了。再后来,哥哥工作很忙,老一辈的熟人一个接着一个的都走了,小字辈的都不太熟悉了,哥哥就不能每年去农村给父亲上坟了。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当年文静的小男孩却年年去给父亲上坟培土送花。别看他小,当年我母亲对他们家的帮助,他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而且知恩图报。他说: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报答方式了!另我们家人好感动!哥哥退休后,又有时间去了,每次都是到他的家落脚。这个当年文静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是有妻有子的中年人了,他陪着哥哥带着工具和鲜花一起去给我的父亲上坟,然后,他的媳妇会做上一桌子的农家菜招待哥哥。
继续告别,李医生,张家,几个李家,几个朱家, … …
还有我们屯子里的几家五七大军和下放户,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之间能够相识、相处并成为患难之交的朋友,相互交流信息那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事儿。而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相互支持似乎也是我们之间义不容辞的责任!母亲的回城给大家点燃了回城的希望,告别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坚信终究都会回城的,会在城里相聚的!是的,的确是这样,母亲回城后,这些五七大军和下放户就一家接着一家的在两三年之内全部回城了,一家也没有留下。毕竟,我们的根不再那里,注定要离开的!
最后要告别大队的领导,要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照顾,还请他们继续照顾姐姐和我,因为母亲回城了,姐姐和我都是还乡青年,我俩都是农民,还要留下继续当社员。但是,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只要母亲的户口一迁回城,我们立刻就变成下乡知青,就有机会抽工回城了,曙光就在前头!
走出阴影 ( 二 十二 )知青点的日子
没等到一个月,哥哥就领着两辆大卡车提前三天来接母亲了。
搬家回城的心情与当年搬家下放的心情可是截然不同的了。邻里们纷纷过来帮着我们把大大小小的家具和各种箱包装上了大卡车,我和姐姐也高高兴兴的忙前忙后的张罗。还有母亲一年的口粮也装上了车,因为母亲虽然搬回城里,但户口暂时是办不回去的,要等多久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母亲的回城点燃了我和姐姐的希望,先搬回去慢慢等,有盼头,早晚会把户口迁回城市的。
装好车后,母亲和哥哥分别坐在两辆车的副驾驶位置,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那场面还是非常感人的,母亲流出了眼泪,是回城的喜泪,也是与邻里几年相处深厚情谊的感情泪。我和姐姐激动得拼命向母亲挥手:亲爱的妈妈,照顾好自己,您多保重!
缓缓而行的大卡车终于拐出了村口,告别了跟着车后面送行的人们,开上了大线道,加快了速度,留下了车轮卷起的一股股尘土,渐渐地远去了,载着这些年无法忘却的苦辣酸甜咸的五味人生,带着希望和坚持 不懈的努力,奔向了新的生活,终于苦尽盼到了甘来!
房子已经以非常低的价格卖了,我和姐姐当天就搬到了知青点,这是大队的安排。虽然我们姐俩儿没有正式的下乡知青身份,但是和点里的知青都很熟悉,也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取得身份的,所以大家都很欢迎我们姐俩儿。
母亲回城没几个月,应该是1976年刚开春的时候,我们知青点有几个招工回城的名额,同时也是第一次给了我们大队一个还乡青年的名额。大队给我们还乡青年开了个会,传达了关于招工进城名额的文件已及各方面所要求的条件,最后说:大队领导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讨论研究,决定把这次的这个名额给下放户王家大丫头。按照在队里的劳动表现,王家大丫头是非常努力的,干活从来不挑剔,让干啥就干啥;政治上也是积极要求上进,带头领着社员们学习报纸;还有她家里对大队小队的贡献,我们全都受益了吧?你们有啥说的?
姐姐虽然干活比较慢,但确实是很努力,尽管是半路出家,但好赖也是个农民,不努力行吗?领着学习报纸是因为队里每次开会,队长都让姐姐读报纸,因为,有一些不识字的,还有一些认字但读的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姐姐和几个知青在队里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轮着读,姐姐先读,读累了再转给别人接着读。其实,如果说表现,别的还乡青年肯定是不服气的。我们大队有八个小队,算起来也有二十几个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而且不超龄够条件的。姐姐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城里长大的总不如他们农家子弟干活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大队把我家对大队的贡献一事提出来,一下子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谁都无话可说。再说,那么多还乡青年,给谁好呢,大家肯定要争的,都想进城当工人,让大队领导也为难呀!所以,领导们也是很聪明的,名额给了我姐姐,也就免去了他们的烦脑。
姐姐很快就回城在一家国营企业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回了铁路工作,凭着她的能写会画,顺利的工作直到退休。
剩下我一个“冒牌知青”在点里混了。我们大队的知青点有八十多人,男生少,女生多。因为男生下乡两年就有机会抽调回城了,而女生要等四年才有机会回城。主要原因是工厂都愿意招男工人,不愿意要女工人,他们认为女生一回城就张罗结婚,然后生孩子修产假,接着就是为孩子的事儿三天两头的请假,请假,再请假,所以招收女工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图片来自网络)知青点的集体宿舍就是这样的
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长长的连在一起的房子,共有大、小十间屋。小的屋有五或六人住一铺炕,大的屋可以十多个人挤一铺炕。我们同吃一锅饭,同用一口压水井,开会时集中在一间最大的寝室里,只有干活时才分散到各个小队。
我们是轮流在伙房做饭,知青每年可分到六百斤毛粮,够吃的。但是没什么菜,夏天还好,豆角、土豆、茄子等等那些时节性的蔬菜都有,苦就苦在冬季和初春。冬天没什么活,多数同学都回家过冬,春天真的是很难熬。春耕是非常紧张而且很累的,尤其是插秧的时候,要出早工。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就要下地里干活。稻田里的水很凉,穿的稻田靴子很薄,加上厚厚的毛袜子还是感觉凉。插秧是女人的活,老乡家的女人做完早活回家后通常会吃上两个涡鸡蛋,即补身子又暖身子,而我们知青什么都没有,照常稀饭配玉米饼子。午餐和晚餐也是有饭吃但是很少有菜配,能找到一根大葱都算是好菜啦,同寝室的人每人分一小段。所以,每个人从家里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回很多的咸菜炸酱之类的,住在一个寝室的人一起分享,吃完你的再吃他/她的,那时都盼望有人从家里回来带吃的,一直盼到最后一个回来。带回来的东西吃光了,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米饭泡咸盐水的日子也是偶有发生的。
偷鸡摸狗的事情在我们知青点里也是发生过的,不过不是去老乡家里偷,而是老乡家的鸡鸭鹅狗只要拜访到我们的院子里,那就一定会被“请”到我们伙房的大锅里。本人在此严正声明:都是男生干的!不过女生也没少吃(这只能私下里小声说),我是天生的不吃飞禽走兽,但是,凡是有肉的菜,我都会把我的那份从伙房端回到寝室,给室友们分享。老乡们明明知道是我们知青干的,可却束手无策,伙房烧肉时散发出去的香味就是不打自招“窃贼”的罪证,那香味飘出知青大院,进入前后几条街的家家户户,想抵赖是不可能的!可怜的老乡,哑巴吃黄连,打不得骂不得,只能看管好自家的家禽,远离知青点的大院儿。
知青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一个没有家长的大家庭。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偷偷地借书传着看,那些名著,如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夫· 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禁书都是那时读到的。关灯后,躺在被窝里轮流讲故事,或者背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在那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我们是每个人轮流接下一句,还要朗诵的抑扬顿挫,有激情,要能够抒发出感情,平平淡淡只是一个节奏的要重新朗诵,直到大家满意为止,接不上来或接的磕磕巴巴的要罚讲一个笑话。
农村的房子都没有锁,门上只有一个小插销,防君子还勉强,根本就防不了“贼”。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宿舍里进“贼”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来会发现睡炕头或炕稍的那个女生被窝里钻进了个“贼”!睡的太香了,竟然没有在我们起床之前“逃走”!咳,大男生、大女生的天天在一起,很难避免的事啦,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见怪不怪了 。通常我们会借打水、去厕所等理由给“贼”一点机会让他赶快“逃”出去。所以,“贼”在平日里是不敢得罪我们的,要给我们好好的打溜须,如果我们有个大事小情的都会主动地、热情地帮忙的,怎么说我们也是属于“大、小姨子”范畴内的吗!一旦不小心惹着我们,我们也不会说什么,毕竟我们都是很有“修养”的“淑女”,只不过早上不起床或起床了就在屋里不出门,把“贼”闷死、憋死在炕头或炕稍的那个被窝里。
1976 是灾难的一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大队给知青盖了一个大大的地震棚,我们八十多个知青全部住了进去。地震棚是南北方向,大约有38米长,南面有一个大门,相对的北面也有一个大门,天热的时候打开门,有过堂风吹进来会感到很凉快;东和西两边搭的对面床铺,中间是一米半宽的过道。男生睡东铺,女生睡西铺。那时刚好是初夏,大家都睡在蚊帐里,天黑后,伸手不见五指,白天干活很累,晚上睡着了,打雷听不见,就是被人抬走了都不会醒。管我们知青的大队领导三令五申的强调:你们现在都住在一个大屋子里了,可能会方便有个别人图谋不轨,我警告你们,每天夜晚都会有民兵来查夜,查你们的人头,谁要是不规规矩矩的睡觉而被抓者就别想回城!然而,不是说“色胆包天”吗,就这么样的严明纪律,还有人冒着“死”罪“犯纪律”,据说是睡在东铺的哥们儿给吹口哨报信,在民兵进来之前钻回自己的蚊帐里。
整个夏天我们都住在地震棚里,一直到九月份,地震的危险解除了,我们才搬回去。
我们知青们相处的非常和睦,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都有盼头,盼望有一天回城有份工作,过上正常的生活,盼望到那时我们一定再相聚。
这就是为什么若干年后,知青非常喜欢相聚在一起搞些活动:大吃大喝,大唱大跳,一起旅游,一起爬山等等。没当过知青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种特殊的“知青情结”的。
自打中学毕业后,我一直都在队里干活, 偶尔太累了也会偷一点懒,三天打鱼,晒一天或半天的网,农村是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总的来说也算是挺努力的。虽然间苗,除草,插秧等,别人都拿四根垄,我只拿两根垄,就这样还得队长或者组长帮着我才能追上大家的速度。队长经常开玩笑说:“诶,我说,王二小姐,你干脆抱着琴在地头弹,我们听着音乐干活也轻松,把你的那份活儿给带出来,你看咋样?”
队长常常开这样的玩笑,有一次,我就顺着杆往上爬的回应到:“诶,队长,要我说呢,咱大队应该让我当广播员,那我就弹琴,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全大队都能听到,你看咋样?”
一句玩笑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队长去大队开会的时候还真就跟大队领导提出了:咱大队缺个能说会道的宣传广播员,我看下放户家的王二小姐是挺好的人选。
没两天,我就收到大队的通知正式到大队部报到当上广播员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别看咱做地里的活计仨顶不上一个,但扯闲的俺可是一个顶仨。大、小队里的好人好事,及时写出稿件报道,农忙时给社员们加油鼓劲,让各队比着赛着,俺的稿子一篇接一篇的。那时的稿件很好写,都是按照报纸的宣传模式,基本上随手就能来一篇。我广播一会儿,自己对着扩音器弹一段小曲,社员们都喜欢听“浏阳河”,老乡们见到我都说:你拉(弹)的黄河水(浏阳河)真好听!再加上报纸,县里和公社的通讯信息,反正抓到啥就来啥,搞滴非常活跃,热热闹闹的。
除了广播宣传,我还负责大队卫生所的账目管理,以及把大瓶里的药片分包成小包装,还做李医生的助手,帮助给患者换药。
说起“账目管理”,这个专业术语实在是受用不起,可也找不出别的词来代替,的的确确是“账目管理”,也算是“会计”范畴内的工作。当时农村是合作医疗,乡亲们看病只需付一毛钱的挂号费。那个钱匣子很大,足有一尺半长,半尺宽,七、八寸高,上面是从两头往中间可以对开的盖儿,中间还有个拎手。我收到的钱从来就没有铺满过钱匣子底,最多七、八毛钱,从没有破过一元钱记录的时候。有时侯,如果老乡没有钱我也就算了,该给药还得给。钱虽少,但我记账可是认真的,专门有一个记账本,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哪年哪月哪天交的一毛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交钱但拿药了的也会记上的,有时大队临时招待客人到我这里借钱买咸盐酱油的,也都记在账本上,到月底时连钱带账目交给大队的会计,没出过任何差错。
分药片就是把大瓶子里的土霉素,止疼片,痢特灵之类的药都按照三天的计量用一块四寸见方的纸分包装成小包,有需要的就给一包。换药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只有酒精,红药水,紫药水和碘酒。有时小孩子磕了碰了,我就给消消毒,抹点红药水,缠点纱布之类的。
但是,有一次我们点里的同学,是一位很帅的帅哥,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在队里使用电动铡草机时把右手在手腕处铡断,帅哥左手拎着铡掉的右手,秃秃的右臂一路鲜血淋漓的来到卫生所。我当时看到这情形立马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得知李医生已经叫了马车送他去公社医院了。
帅哥失去了右手,这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农村干农活的能力,只能做一些不用手的看青之类的活。“看青”也叫“护青” ,是个俏活,即是守护未成熟的庄稼。在高粱地或苞米地里搭起来一个很高的窝棚,可以在里面睡觉,看书,听半导体,吹口琴,想唱想喊都随你,要蹬梯子才能爬上去,站得高看的远,好像战士的哨塔一样,站岗放哨,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直到庄稼成熟并收获到家。那时候,点里有几个男生一有时间就去陪他,用麻秸烤苞米,烧毛豆,那种野味儿,在城里是享受不到的。后来,帅哥病调回城了,在一家工厂的收发室工作,改革开放后,下海做生意,是我们知青点的同学中最会赚钱的一位。
我在大队还有一项兼管工作是负责接待安排外来人员的午餐,这是我自愿承担的。我们大队经常有公社或县里来人检查指导工作,每个月都有几次。要给他们做一顿午饭,三四个客人,加上大队的领导总共六七个人的饭,原来有一位老大爷给做饭,后来太老了,有好多病就回家了。我就主动承担了这个做饭的差事。我的拿手菜是:大白菜炖大豆腐加点花生米,再来个鸡蛋炒韭菜。就这两个菜成了大队待客的经典菜,都说我做的好,他们吃的可香了!那时穷,不是过年过节的没有肉。
除了明确的本职工作之外,我一向都是主动地尽可能的多做一些事情,我的眼里在不断地找活找事情做,大事小情,只要我能插上手帮的就一定会去做,我要让领导们意识到我不是吃闲饭的,我也确实是做到了,给领导的印象很好。我深深的懂得,能混到大队做这些轻松的工作是大队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所以我必须努力地、认真地去做,而且做好,尽量不给别人挑剔的机会。
走出阴影 ( 二十 三 )十年浩劫告终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既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之后,于九月九日又传来毛泽东病逝的消息。紧接着,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至此,由毛泽东发动的历经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图片来自网络) 上图:女主角江青 / 下图: 男女混合四重唱 ( 从右数: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和张春桥)
被软禁的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年底,母亲的户口正式迁回了城市。不久,大队收到了父亲的单位发来的一封公函,证明我母亲的城市户口关系,我也就正式的转为下乡知青身份了。
1977年春,大队又收到父亲单位发来的一封公函,通知大队领导:我的家庭出身改为“革命干部”。一夜之间,从历史反革命到革命干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反革命子女到革命后代,这是多大的转变呢?我一时糊涂了,此时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彻底平反呢!不管怎样,我总算是结束了戴了整整十年的“黑五类子女”的大帽子!
同年,高考恢复了,我在报考志愿填表的时候,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工工整整的填上了“革干”。很遗憾,我报考的是音乐学院,相对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来说,我的年龄有些偏大了,初试过了,但进入第一轮复试时即被淘汰。但这对我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子,能进入复试,我对自己的多年努力还是很满意的,如果不是受户口、家庭出身和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我于1974年底和1975年初就分别有两次机会进入部队文工团或话剧团了。这次的失败,使我深刻的认识到报考音乐学院是个错误的决定。
1978年是难忘的一年,是我生命的转折点,也是我最幸运的一年。父亲的单位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收到了父亲单位通知我接替父亲上班的通知,而且是在科室里当描图员;紧接着又收到我报考某市歌舞团的录用通知书;最后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一时不知如何选择,母亲坚决让我选择上大学,在大学任教的叔叔也发来了一封急电:“一定读大学,详见信”。于是,我就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虽然我是我们知青点女生同届毕业生中第一个离开农村的,但我在农村的时间最长,整整九年,13岁至22岁,人生最美好的如同花儿一样的年华就这样失去了!
这一年,我终于结束了这段痛苦的、悲惨的、给我的心灵覆盖上一层又一层阴影的生活!
也是这一年,父亲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第三次落实政策,这一次是彻底平反昭雪。这是父亲平反信的原件:
上图是复查报告的批复 / 下图是发给我哥哥单位的父亲平反通知
上图是1978年9月26日的批复:工程处机关党总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下,清队扩大化期间,王xx 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员”立案审查都是错误的,纯属假案。经处运动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同意关于王xx 案件的处理意见,予以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根据(78)47号文件精神,从1978年4月起,改按因公死亡处理,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特此批复
下图是1978年8月29日发给我哥哥单位的父亲平反通知: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关于被“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必须推倒的指示,我们对本单位王xx 同志的所谓“历史反革命”的案件问题,根据辽宁省有关文件精神,重新进行了复查,现已查明,该同志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清队扩大化的直接受害者,所谓“历史反革命”的案件问题,纯属于错案。现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你单位王xx是我段王xx同志之子,故函请你单位协助将王xx 同志的档案中有关涉及此案问题的不实材料剔出,予以销毁。并请利用一定形式协助我们落实党的政策,挽回不良影响,以调度一起积极因素,为实现党的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
父亲的落实政策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平反,还有经济方面的。父亲的工资按原职原薪得到了补发,补发的额数过万;按照工伤的抚恤金等福利,我的生活费补发到18岁;母亲的生活费除了补发之外,每月都有津贴,并享受铁路职工家属所应有的一切待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场荒唐无比的持续了十年的闹剧结束了,然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打砸抢分子、拉帮结派、组织武斗、造反夺权,诬陷迫害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定为“三种人”,有的是哪来的回哪,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降职的,严重的被判刑,还有的送去劳改。
这是198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家的住宅小区内,室内的人们吹着开足马力的大风扇,喝着凉茶冰水;室外的闲人们躲在大树阴凉下,坐在小凳子上手摇着大蒲扇。火红的太阳丝毫不顾人们的感受,尽情的释放着热量,似乎要把这座城市烤焦。
按照小区的规划,母亲家住的楼前正在修路和建小亭子以美化小区。这是由铁路劳改大队包建的,工地上干活的都是劳改犯,只有几个警察看管他们,其中一个警察是我们老邻居的孩子,看到母亲站在凉台上就挥手打了个招呼。就在母亲向下望去的一瞬间,发现一个熟悉的人影,不时地用脖子上的毛巾檫着草帽遮盖下的满脸汗水。母亲认出来了,那正是上访办的张主任,扒了皮都认识你的骨头!听说他被“清理”了,却没问过,也不想知道他的结局,恶梦已经过去了,不想再提,更不愿意去想,没曾想会在这里看到他,真是冤家路窄呀!或许这就是报应?至少是对他的惩罚吧!母亲看着他吃力的一锹一锹的从大堆上撮起小石头子儿,在均匀的撒向路面,不仅仅是天热,他也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加上有病,这重体力活还真是够他受的!咳,如果没有文革,他也没有机会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母亲突然有点可怜他了,转身进了厨房倒了一大杯冰水,叫我四岁的小侄女给这个戴草帽戴眼镜,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的人送去。
小侄女走到他的面前:“张爷爷,喝杯冰水吧!”
张主任十分惊讶的接过水杯,看着这个大眼睛漂亮的小姑娘问:“谁让你给我送来的?你怎么知道我是张爷爷?”
小侄女回答说:“我奶奶告诉我的”
“谁是你的奶奶?她在哪儿?”张主任莫名其妙的问。
小侄女手一指:“在那儿,凉台上”
张主任顺着小侄女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的母亲。他可能是很感动也很后悔吧?今天在他落魄成这个狼狈样子的时候,还有人在他又热又渴的时候送过来这样一杯水,他看着母亲,什么也没说,一口气把满满的一杯水喝了个底朝上,然后,双手举着杯子朝着二楼凉台上的母亲跪下了......
人犯了罪,是要惩罚的,要么怎么会有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说法呢?!
张主任在这儿修路干活期间,母亲常常让我的小侄女给他送水,有时做包子花卷时也给他送去。本来是不允许的,但是,认识看守的警察,就让他装作看不见了。张主任算是改造时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出来,只是,出来后没两年就离开了人世。
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愿他来世能够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做人,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做事,做个好人,做个有良心的人。
走出阴影 - - - 结束语
当我敲完最后一个字, 轻轻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正是午夜。我推开后门,走进后院,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院子的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有如置身于森林之中。不远处的马路上,不时的有汽车疾驰而过,似乎是想快点回家与家人团聚。
在这初秋的夜晚,我抬头仰望着星空,弯弯的月儿挂在高高的树梢上,月光是那么皎洁,那么安详,黑蓝黑蓝的天空中繁星万点,像一颗颗光闪闪,亮晶晶的有如萤火般的相思灯,悠游来去,忽明忽暗,给我送来无尽的情思。悠悠长夜,恬静柔美,满天的星光穿过树林,撒满整个院子。我在地上寻找着,寻找着那几颗星星的光影,这光影带着父亲的微笑,母亲的慈爱和姐姐的温柔飘然而至,小聚在这美丽的迷人的夜晚。
我默默的闭上眼睛,似乎感受到亲人在用心的聆听我心灵的声音;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用我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感受天空:我在人间写,亲人在天上看!我的亲人,你们在人间所经历的苦难,你们憋在心里无处述说的悲惨经历,我都一一的倾述在这回忆录里啦!
随着一桩桩一件件故事的叙述,我心灵那厚厚的阴影也一层一层的剥开,我那颗破碎的心也在一点一点的愈合。在这宁静的夜晚,我相拥着月影星光之中的亲人,终于,我终于放下了背负几十年的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从未感到过像今晚这样的一身轻松,我的心里也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平静 --- 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的感到我的心已经完全释怀了!
是呀,自十五岁父亲悲惨离世以来,我饱受精神和心灵的创伤,就连给父亲送行的那天都没流出一滴眼泪,我低声地一字一板的一遍又一遍的唱着京剧《红灯记》里的那段“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 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 ......”。的确,哗哗的川流不息的泪水都流向了心灵!这种痛苦和折磨从未停止过,令我痛苦了一生!几十年了,我没有过发自内心的快乐的、开心的笑容,我无法走出那当年的悲惨命运的阴影,这阴影、这痛苦伴随着我直至我的回忆录写完的最后一刻,我的心灵才从得以阴影中解脱出来!我终于可以发自内心的笑了!而我那亲爱的姐姐就是这样带着遗憾,带着心灵的阴影提前去了天堂。
我的亲人,你们看到了吧?!你们也听到了吧?!现在你们可以在那个满是鲜花和阳光的地方尽情的快乐吧!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悲哀、没有哭泣、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更没有死亡!
我的亲人,愿你们在美丽的天堂安息吧!